【第59期】韦力谈红印校样本《樊川文集》

2015-03-17 17:51     阅览:35530    评论:0   
编辑:资讯编辑    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韦力谈红印校样本《樊川文集》:研究杜牧和杨守敬的可靠标本
  
  采访:孔夫子旧书网 受访者:韦力
  红印本: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某某刻朱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见重。




  图说:红印校样本《樊川文集》,杜牧撰,民国影宋刻本,杨守敬校,王大隆题记,二函八册。原为校勘大家王大隆蛾术轩旧藏。
  是书现为韦力先生芷兰斋所藏,得之于2006年嘉德春拍。
  著录于《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作者王大隆先生叹称此书“可不宝诸”。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即将影印出版。

  韦力先生素来低调,除了不愿公开场合露面照相出镜外,也不愿谈一星半点的政治——哪怕是古代的政治。上次孔网因访谈“芷兰斋稿抄校本”系列的《孟子私淑录》,不得已方才涉及了一些朴学大师戴震的政治观念,即便如此,也仍然是欲言又止欲说还休。
  这次由“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杨守敬校勘的《樊川文集》红印本影印出版,“二十四桥明月夜”“停车坐爱枫林晚”“清明时节雨纷纷”……这些诗虽然读者都耳熟能详,但诗人杜牧的核心工作其实是搞政治,不像李白主要业务是自助游写诗交朋友;也不像杜甫基本没当过官,但心怀天下黎民苍生。杜牧是太子党,三朝宰相名臣杜佑之孙,所谓“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说的就是祖父杜佑当年位极人臣编撰《通典》的风光。“落魄江湖载酒行”是官场不得意,诗酒遣怀才“赢得青楼薄幸名”。一位如此有文化的太子党,身处中晚唐的昏乱政治场域中,藩镇之乱、宦官弄权、牛李党争,几乎都卷入其中,不管是史论、对策、诗歌都有其独到见解,无论如何,谈杜牧,都绕不开政治——于是,我们的访谈就在这样的“说可说,非常不可说”的尴尬开始。
  聊到兴头,他才将这部作为研究杜牧、杨守敬的最可靠标本影印出版的伟大意义,徐徐道来。这部书原来后面有如此之多的文化传承故事,以及藏书家、校勘家、刻书家倾注的心血。
  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
  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
  政治一度是古代(也包括现当代)文人最为关心的事业,可随着历史伟人们的政治事功烟消云散,历史为热情参与政治的文化人所留下的“薄幸名”,可能只是他在业余中成就的“游于艺”。
  如果您通过这个访谈觉得,在强大的版本文献知识背后,韦力先生本人好像历史观偶然主义、文化观贵族主义、人生观业余主义……疑似三观混乱,那真的是与历史造就杜牧的伟大这一事实雷同,纯属巧合。

  杜牧是个“太子党”

  因为韦力先生不太愿意谈政治话题,我后来琢磨来琢磨去从哪里可以谈《樊川文集》,寻思了半宿,没奈何,咱们还得从杜牧是个太子党开始谈起。

  韦力(笑):是,他是名臣杜佑的孙子,可以说是“太子党”。杜牧就是因为他的出身,他自己才写出那样的诗,所以他在文坛中变成一个特殊的人物。后来所谓“小李杜”,其实杜牧跟李商隐诗风差距非常大,刘熙载的《艺概》中说他“雄姿英发”,用这个话来概括杜牧。
我对他的关注是另一个视角。我最初的侧重点,是一直想搞清楚他和杜甫(他两都是晋朝名臣杜预的后人)的关系,搞了一阵儿没搞出关系,挺遗憾的。
  我前几天刚访谈赵珩。赵珩是北京燕山出版社前总编辑,他是晚清名臣赵尔丰的后人,我跟他聊赵尔丰和赵尔巽之间的关系,聊到他对社会的看法。他认为我们今天所提倡京味儿文化,他是很反感的。他认为我们今天讲到北京老传统,就会讲天桥,就会讲杂耍,就会讲一些世俗化大众化的文化,他认为这个不是不可以讲,但这是社会的底层,这个底层不代表先进文化。他讲了那个时代的管风琴,那个时代的莫扎特与贝多芬是什么概念。他说我们今天几乎完全不谈那个时代的上层文化,而那才是那个社会的主流,那才是那个社会人们普遍崇尚的一种艺术。
为什么说这个故事,是因为谈杜牧,我觉得跟这个故事有相通之处。杜牧在那个时代中代表贵族的姿态。且把他的诗放在一边,他的诗跟那个时代的诗人和诗史式的写法完全不是一路。我们后来一直推重杜甫,关于李杜熟前熟后我们一直在争论,从我们心底讲,李白的姿态,近似于杜牧后来的发展,这种发展代表了社会上普遍崇尚的高层,而这个高层才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这是纯精神上的东西,我喜欢他这种东西。

  具体能不能举几个例子。

  韦力:诗词中我们经常谈到,我们用政治解答 “南朝四百八十寺”,他谈到那个时代楼台的烟雨,这一切中他内在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那个时代内部贵族之间的争夺。社会之间的变革是因为内部之间的争夺而产生了新的贵族,新的贵族代表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他左右了整个,并非我们讲的群众创造了历史,推动了变革之类的。究竟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我是倾向于前者。我赞同杜牧的解释,他通过把宫廷斗争,把社会上层的东西用闲适的笔法,用隐讳的姿态表现出来,这是我对他的诗感兴趣的地方。
他的诗对后世影响很大,比如他对我们生活上的影响。他提到“牧童遥指杏花村”,这就成了一个杏花村名酒的来源。在当地会祭奠杜牧,因为他是酒之祖。
  “一骑红尘妃子笑”,“妃子笑”成了荔枝一个品种,一个很有名的品种。我们会用批判的姿态来看待他,你说“无人知是荔枝来”是怎么回事,他讲了宫廷的腐.败,我觉得没必要什么都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他只想描述那个时代他看到的一个横断面,他这种冷静与观察给后世留下了很多可解读的方式。当然,你可以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但是你也可以看待那个时代中人们的生活状态,那个时代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看重生活质量的。你从杜甫的诗中是看不到这些的,这是一个关键的不同,因为他看见人民的疾苦,但不会看见上流社会的状态。总之杜牧对生活的融入,他自然的闲适感,是杜甫完全不能体会的。原因是没有这种生活体验,没有这种内在的优势,这就是我看重杜牧的诗,也是我认为他对社会影响大的原因。我觉得到了清代开始总结他,开始看重他,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使得他成为一个重新挖掘出来的诗人。他非常有才气,比如他写《阿房宫赋》,其实写《阿房宫赋》的时候他只有23岁,而他压根儿就没有见过阿房宫,全部靠天马行空的形象,写出来一大堆有气势的排比句。我们今天对阿房宫的理解,大部分依据的是杜牧通过文学语言构建的阿房宫,都是来自这一篇东西。因为没有历史记载,只有他这一篇,而他这一篇压根儿也是臆想出来的东西,但是感人。“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他一系列描述得太详细了,所以成了后世的名品。
  我们还经常讲《张好好诗》,这就是表现杜牧情绪的一面。他到南昌任官,一个歌伎(张好好)他很喜欢,但是他长官的弟弟看上了,他也没辙。但是多年后好像在洛阳,他又看到了人家在那儿卖酒,他就心里有很多感触。要是我来写,我肯定是问她怎么样,你这几年怎么过的?但是杜牧就完全不在这个诗中叙述她怎么变成这样(杜甫、白居易就会),他不这样,他谈他此处的心态与感情,用了自己很独创的一种文学方式来表达——他用了张好好连续四个问句做排比,都是反问杜牧,“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须。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他通过这个表现张好好在掩饰自己此处落魄的过往与心态。她遇见了当年的熟人,她特别不想熟人问她你这些年怎么过的,你怎么变成了今天,她用那种反问堵对方的嘴。我认为这是杜牧文学技巧上的巧妙。其实当年宋徽宗和一大堆人都递藏过杜牧手书《张好好诗》,后来到了张伯驹手里,张伯驹当年把这个东西献给毛泽东,毛说你转给故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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