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期】国学修习:经史为本 诗曲为末

2015-04-22 11:23     阅览:28114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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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卫东:著名昆曲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戏曲民俗研究者,多家大学兼职教授、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北京大学国学社导师。受家庭熏陶,张教授自幼向经学家吴承仕次子吴鸿迈先生开蒙学习,后拜文博大家朱家溍为师,成为其入室弟子。


图 / 张卫东与巫娜琴曲弦诵《四书》

4月19日CCTV1套及13套新闻联播节目中报道的,张卫东先生以国子监官韵诵唸《道德经》


  主办:孔夫子旧书网 主持:雷天 受访人:张卫东

  这位无论气质、风度、样貌、谈吐,都仿佛从前清跨越时空走出来的人物,初见几乎让人会疑心遇到了书本里才有的——“遗老遗少”。但是,和他聊聊天、吃吃饭、散散步,立刻会发觉这是一位有着极高鉴赏力、判断力的谦谦君子。他对北京文化掌故极为熟稔,对国学理解精深,中国传统所谓“言传身教”,放在他身上恰如其分,学问与个人气场完全融为一体。
  谦谦君子并非咬文嚼字的冬烘,也不是昏昏闷闷的好好先生。最初台湾与苏州的新版昆曲《长生殿》大受追捧之时,张卫东就断言直指:“正宗昆曲,大厦将倾!”
  近来由于国学热的原因,国内出现了不少国学班、国学社、国学教育和推广机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这些旧日的启蒙读本,成了当今小朋友们琅琅诵读必选之经典书籍。张卫东也是一位国学推广人,但他的声音有些与众不同,他说三、百、千等都是旧时底层社会普通私塾中的识字读物,士人家塾以及王府宅门的蒙童教育不尽相同,他们必请硕学鸿儒以“十三经”中的《孝经》去给子弟开蒙。其实现在学习三、百、千也不适应小朋友们的智商需要,以经学开蒙识字是最儒雅的古法传授。
  针对近来比较火爆的各种诗词吟诵,张卫东戏说这与赵本山演小品的“流口辙四六句儿”或郭德纲说相声使的“柳活儿”没什么区别。多是些没什么标准的吟诵娱乐表演,不过是哄哄小朋友的糖果点心而已。正统的儒学教育应是“经史为本,诗曲为末”!吟诵几首唐诗、宋词不能完全代表古文传承,不过是个国学表层宣传而已。
  张卫东说,经吴鸿迈先生传授给他的国子监官韵诵唸法,并不希望有多人关注,他只希望尽量原封不动地传下去就可以。国学是门生意经。人家注重赚钱的生意,张卫东也注重“生意”,但他的“生意”是通过学习经史寻求看不见摸不着的“意”,而得到的自然是“生”,谓之:“生存之本,就是生意”。
  听他一边侃侃而论,一边兴之所至地来一段抑扬顿挫的诵唸,在这个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时代,突然有了恍如隔世的归属感……

  现在诗词、古文吟诵至少在普及层面都多少为人所知了,您做的线装书是诵唸,诵唸跟吟诵有什么区别?

  张卫东:诵唸这个词不是我提出来的,是我在小学生时代吴鸿迈老师告诉我的,而且诵唸后面还要加上“经文”,我们读书人的经文就是“十三经”,在“十三经”以外,还有一些史部、子部、集部的书。
  我的老师吴鸿迈先生,怹父亲吴承仕是末次殿试第一名,当时已经废了状元了,但依旧可以算是状元,只是没有称号而已。怹是十七岁中秀才,十八岁中举人,二十三岁参加殿试。吴承仕老先生号叫:絸斋,但常称:检斋。一生很传奇,在中国大学讲经学时也曾经教过诵唸。

  什么时候?

  张卫东:在民国初年成立中国大学以后,那是民国时候的私立大学。因为吴承仕是头甲进士出身,蔡元培是最恨这路人,所以北京大学最初不用这一路儿的教授。蔡元培中举后没有去取功名,他不愿意要这个功名。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的时候,把清代所有官员有学问的遗老一概不录用,所以才造出来民国有那么多青年大师,二十出头就来北大教书啦!民国的大师们等于是当时时势造出来的,包括清华学校请的这些老师们多是三十几岁,还有几位是从外国留学回来的教授。
  吴承仕这样的先生他是不请的,后来吴先生也在北大兼职教过课。吴先生只能留在中国大学。吴先生讲《仪礼》、《周礼》、《礼记》、《易经》、《道德经》等,至于“四书”算是微不足道,他都不在乎了,所以他曾经教过一些学生们,但是当时是完全主要从研究的角度教,重心不在诵唸古文上。当时有一个学生叫陆宗达,北京四中毕业,那里原是顺天府学。考到北大以后就追随吴承仕先生,吴先生说我教你忙不过来,另外我喜欢教一些新的东西,我现在对马列挺感兴趣的,常看西方的哲学。我给你介绍一个老师,我师弟,他讲训诂、讲诵唸这些东西比我还好,他叫黄侃,黄季刚,你拜他为师。黄侃是陆宗达的老师,是吴承仕的亲师弟。

  他们从师于谁?

  张卫东:章太炎,磕头的徒弟。
  黄季刚就教陆宗达。跟黄季刚学训诂和考据,黄季刚是比较怪的人,得有三样必须随着,陆宗达才能成为他徒弟。第一得能喝酒;第二得能抽烟;第三得能骂街,尖刻的提意见逮谁骂谁,骂的都在点上。
  陆宗达先生找到这么一位非常有特点的老师,陪着喝,每天都到晚上三点,一喝就骂,陪着抽烟。这时候黄季刚身体已经不好了,黄先生嘱咐陆先生,咱们这个训诂学是文字学问,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的学问,但是也非常不能出成果的学问,说容易呢你跟我这几年,我一告诉你哪个字怎么念你就会了,你也知道怎么解了,但是不能出成果。你要在创作上写论文上是写不出来的!因为这就是咱们得往下传,你要想写论文得五十岁以后,你要是想学得好,你就得死记硬背……
  陆宗达就按他的要求,规规矩矩地听。陆先生是1905年生人,庚子年以后生人,后来毕业就是讲师,北京著名的讲师,也评了副教授,但是没有论文,一篇论文都没有。可是解放以后训诂学就不行了,特别是1956年以后就变成普通话,陆先生在北师大束之高阁啦!连课都没了……
最后人家让他写论文,他一直说我老师不让我写论文,我不能写,我得五十以后写。还没动笔呢,反右了,就给他整了,没留下文章。陆宗达先生只有一个讲义,其它什么都没有,这真是述而不作了。他这一辈子除了唱昆腔就是念古诗词,教教学生怎么念,等于咱这个训诂学,从陆先生以后就没人了。
  陆先生以后还有一位就是启功先生,启先生虽是学陆先生这一路的,但是启先生和陆先生是平辈的关系,只是授课内容比较接近罢了。启先生主要是讲诗词类的,讲唐诗宋词,后来以书法为主,古文类就略少一点,此时就不是以训诂为主了。因为院系调整后的中文系里没有训诂这一科目了,正宗的训诂学科就是陆宗达先生。后来也有些搞研究的人,不能属于黄季刚这一派口传教学的立体全面学问。吴承仕先生后来热心搞哲学又学马列,把训诂也就搁下啦!
  我的老师吴鸿迈是数学专家,他是中国大学数学系毕业的,他学数学,但家里头必须得让他学“之乎者也”。就这么着“文革”末期和80年代初期我在学昆曲之前先学这个,先学识文断字,在学诵唸后再学昆曲……

  识文断字是不是就是训诂?

  张卫东:对!“识文断字”这是很浅显的话,实际上搁在雅言体系里头,文言的人嘴里边这是最重要的话。“识文断字”符合后来朱家溍先生教我的说法:“中国的字,一个字是一首歌儿,一个字是一幅画儿,一个字念出来不同的音高就有不同的意思!”朱先生是我磕头的昆曲老师,上世纪90年代初期王恩保教授收藏唐诗宋词吟诵,朱先生也参与录过几首首。

  王恩保先生当时录音都录了哪些人?

  张卫东:全是硕果仅存“文革”后活过来这些老人。还有周祖谟、吴玉如等老人。吴小如的父亲吴玉如老先生的诗词太有味儿啦!吴玉如被启功先生誉为在世的书法圣人,怹自己在吴先生面前很谦虚,吴先生吟诗咬字很讲究,先是文读一遍,再吟哦一遍。王恩保教授为这些老人们都录制了一些很好的录音,可惜他们的选题是诗词,几乎都在这方面上下工夫。
  后来从确立“吟诵”的称谓角度上看,以诗词起家是他的根基。其实吟诵诗词还有另一股人,就是上世纪70年代初,1972年、1973年的时候,江青主抓了一个唐宋诗词的歌唱项目,除了音乐界的作曲参与外还有我们北昆的傅雪漪编曲。这些诗词歌是由李元华、姜嘉锵、李双江、戴学忱等诸多音乐歌手演唱,还有上昆的计镇华、蔡瑶铣、华文漪、岳美缇等也参加录制。这些也算是当时古诗词歌唱类的一个特色东西,名字叫的很唬人,所谓《唐宋古曲》。这种演唱都由丝竹音乐伴奏,既有歌曲风格又有点像昆曲的味道。
  他们作的这个东西作为歌曲很好听,也把《九宫大成》的词调工尺谱,翻译后又夹杂些个人的音乐创作,后来录下音成为政治任务给毛主席听。除了《唐宋古曲》以外还录制他自己作的诗词歌,参与者都是用尽心力的积极效劳。现在看来《唐宋古曲》这个名字有些站不住,不过也给诗词吟诵带来一个新的风景。他们的咬字基本上是普通话,细微处以及特定字也加了些古法,大多不用入声字,就是普通话的标准,废除入声字是彼时的政策。实际上这个圈子很小,只在古诗词的演唱和诗词名篇的赏析里创作,也只能在民歌圈子里传播。
近来,有人把这些作为文化遗产去申报传承,在音乐学院以及诗词界宣扬可以唱宋朝姜白石、李清照以及元朝白朴的曲子。其实这些没有传承唬人的东西只有内行才知道,一般人还真的以为他们唱的就是宋朝的腔调啦!
  当时,我们吴鸿迈老师最不喜欢这些东西,我其实向傅雪漪老师学过十几首,现在也全都忘记啦……

  吴先生为什么不欣赏?

  张卫东:吴承仕先生是国子监末代贡生,光绪末年在京师顺天府国子监,是在清代末年官家体系官韵读经学为主的圈子里。经学在“文革”的时候都是反动的,尤其你要是念《孝经》的话那更反动。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吴鸿迈先生把祖父吴恩绶和父亲的诵唸传授,不过是为了学古文昆曲打基础,并没有把这些东西当回事。
  怹认为造这些新的诗词歌既不是昆曲,也不是当时传下来的清雅古调,学会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其实我也不特别喜欢吴老师的正统调子,学这些东西确实很枯燥,而且同时还有几位一起学的师兄们,后来也半途都废弃了。他们当时是插队知青,回京闲着没事,几个师兄都是比我大十来岁的人,他们觉得学这个又不能参加中文考试,也不如诗词好玩儿,慢慢为了工作生活也就放弃了。但是学唐诗怎么作,宋词的分析什么的,这个倒挺能吸引青年们,像启功启先生教一些唐宋诗,吟唱两句经典名句,有人可能听一听学一学。启先生的诵唸比我们白一点,怹的北京音多一点,比方说他诵唸大部分是唐诗类,如“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的咬字还比较狠一点,但启先生后来就很松弛了,“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就是这样如同念经一般……

  启先生是什么样的音,纯北京口音吗?

  张卫东:不是的!不过入声和尖团字就少一些,这属于北京书馆里的俗调,怹幼年已经是在洋学堂读书了,幼年怹是在河北易县读的私塾。
  现在说了这么多,您应该感觉到,诵唸只在经文当中,而诗词类属于吟唱。特别是唐诗平仄长短调子都是属于很随意的,学会了就可以发展。像宋词就不同了,宋词的研究像我们原来有一位老前辈叫叶仰曦,怹是红豆馆主的弟子。他们唱宋词完全是按宋朝的格调来唱,宋朝的词牌应该是怎么调式就怎么唱,这个是属于曲类,基本上是南曲类的东西。
  诵唸只局限在读古经中,而吟诗完全是在有韵的这种自己欣赏状态中。吟诵这个词的界定和定义是最近这五六年才有的,以前也没有界定,也没有个定义,曾经有研究变成吟咏、咏唱,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多种多样的有些偏颇了,仿佛只要是古代的文章都能配上调子去唱,有的还加上乐器伴奏,甚至用洋乐器搀和演奏。实际上吟诗调子古代也有标准,孔子无一日不歌,是吟诗或是弦歌,此种称谓叫“弦诵”,而且遇到丧事他就不歌。弦诵是用弹拨乐器配合吟唱诗文,是一种更音乐化的方式。
  这些不过是前人留下的典故,我们今天无法与孔夫子比较,所用乐器以及究竟吟唱什么诗篇,还是自己的创作也无从考证。我们学的诵唸或是吟诗基本有个标准,那就是都要“干念”,昆曲的“引子”以及个别曲子都有“干念”。其实就是不带伴奏的“干唱”,但名称却是“干念”,因此说这就是与诵唸有血缘的方式。
  “诵唸”古文基本有几个特点:
  首先说它并不是完全韵文题材的文章,这些古文不是完全押韵,所以诵唸的时候在断句气口和之、乎、者、也上,都得有正真的传授才能诵唸的有规律,才能知道拉多长的腔。之、乎、者、也等就等同于我们现在洋字码的标点符号,比如是“乎”的拉音就像点点点的省略号或是大问号,如果是“也”那就都得是句号,要是“矣”呢?那就要诵唸出大叹号的感觉。
  这些也不是绝对的,基本上之、乎、者、也、矣、然、焉、哉等,都是相当于标点符号的感觉,这个地方的声腔拉音得要特别地注意。除此以外咬字音韵的问题,因此我们为什么说国子监官韵,明代《洪武正韵》是清代继承,清从明治,从国子监官学上来讲,它有一个内部的自然稳定性,就是几百年来音韵格调不能变,必须得维护着它。其实,它不考虑有没有人认可,也不考虑人家学得对与错。它求取这种音韵咬字的稳定性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把平、上、去、入等,中国的汉字这些重要发音的标准,分清、浊、尖、团等字眼儿,是精致地为雅言提供一个共同的标准。
  再有,这种经文群体诵唸时有标准格调,比如这个字音的高矮,走向的调值都趋向于稳定,并不是随意的吟唱。只要学过诵唸就都能顺着念下来,但那又绝不是随意,而是下意识掌握的腔调。虽然某一个地方可能不太相同,但意思都一样。这就不同于唐诗和宋词的吟哦,唐诗宋词的吟哦而今都是近乎于歌。
  在咬字训诂上来讲,有一些古字的念法能够有一个稳定的传承。“於戏”,要在《大学》里头念是“呜呼”,“亡”念“无”,这些地方比比皆是,只有读了古代经文才能知道汉字是怎么能传下来。另外本身字的音高也统治字里面的意思。我学的是诵唸,把诵唸在前人传承的基础下传下去也就是啦!不要再弄几首唐诗,几首宋词去教小孩去做儿童游戏啦!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十三经”,经学废了以后的民族本性、民族精神都能够受到一些挫折,如果我们要是不学《孝经》,不知道打哪儿出,我们不知道“孝之终”也,我们活着就没有意义了。父子之间就平等了,这个平等的父子关系是目前教育上最大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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