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期】韦力:历史真相的标本与物证

2015-07-28 16:32     阅览:8603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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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力:历史真相的标本与物证
——“芷兰斋藏稿钞校本丛刊”之四《萋香轩文稿》、之五《云根山馆诗集》

  采访:孔夫子旧书网 受访者:韦力
  (因篇幅所限,本文删节版刊登于《中华读书报》,全文刊发于孔网)
  据说朴学兴盛的清代,文苑见到儒林,总是有些胆怯心虚。好比今日的文艺青年见到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者,本来挥洒自如的文艺辞令退化成张口结舌。
  韦力先生讲戴震《孟子私淑录》引出一段姚鼐受戴震羞辱发奋组建桐城派的往事。这一次,他继续跟文苑过不去,就新近出版的文苑两大证物《萋香轩文稿》《云根山馆诗集》,先是质疑支撑红学大厦的那唯一一根稻草,又批评了一番性灵派开山袁枚——批得简直是酣畅淋漓、人生快意。当然也可预见到,此举当会受到儒林的打击。
  藏书家受儒林的打击,韦力应该不是第一位。章学诚干脆就讥旧时书贾、藏书家为“根底浅陋”的“横通”。“横通”的下里巴人要与“纵通”的高大上儒林讨论学术问题,在儒林的眼里,那简直好比小学生非要追着爱因斯坦质疑相对论。
  但古代的信息成本高,学术话语权把持在少数人手里。时至今日,讲学术都得拿证据说话,要不就是圈子里的自说自话。较真的藏书家韦力提供的“证据”是否值得一辩,儒林似乎可以不必马上排斥——证据还是要重视的,万一成了真的呢?
  毕竟藏书家兼古籍版本鉴定专家,是在以客观的物证、审慎的逻辑,去和文苑、儒林商讨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
  红学历史上的重要物证,真的那么颠扑不破吗?




《萋香轩文稿》
芷兰斋藏清嘉庆八年裕瑞稿本
限量印制三百套

  《萋香轩文稿》:红学考证史上的关键物证
  韦力观点:
  裕瑞《萋香轩文稿》和《枣窗闲笔》,不可能同为真。
  当且仅当《枣窗闲笔》为真,红学大厦才得以建立——一百多年以来,除了《枣窗闲笔》,没有任何书目或资料著录有以“脂评”为标志的《红楼梦》稿本或早期抄本的存在。
  《萋香轩文稿》为真,《枣窗闲笔》定假无疑,反之亦然。

  先谈谈《萋香轩文稿》吧。您在《芷兰斋书跋三集》里讲了这部书的来历,单看内容,感觉就是清代贵族子弟很精致的舞文弄墨。
  韦力:我还是先讲《萋香轩文稿》重新影印的重要意义。为什么1966年重印以后今天又重印?如果不回溯一下红学体系,你无法证明这个《萋香轩文稿》有什么价值。这种回溯涉及到很多分支性的东西,不回溯没法讲清。红学严格意义上,以前不叫学科,就是因为胡适才搞出“红学”这个中国文学史上很怪的东西。除了《红楼梦》,中国没有一部小说作为一个学科,因为这部书学界内的不同派别打了一百年嘴仗,打得很厉害,形成专门的派别和专门的研究。为什么红学受到重视?我觉得又得讲政治。
  1919年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运动者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搞,但他有现成的西方的方式可借鉴,这个借鉴就来自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目的是打破中世纪对人思想的禁锢,打破的方式就是通过戏曲、小说,比如像莎士比亚作品之类的都出来了,通过这个启迪民智,通过民智的启迪打破社会上思想的紧箍咒。我们新文化运动的初创者也觉得这是条路子——在中国传统意义上讲,小说的层次很低,因为在中国的经史子集系统中,小说一部分放在子部,一部分放在集部,也就是说放在三四档的概念,一直不受重视,传统藏书家也对小说不重视。《红楼梦》以前并不是个什么重要的东西,也不是红学学者所说的人手一册,天天捧读,这是历史上的一种夸张。我们今天在各种收藏中,没有像藏书这样有着严格意义上的体系和传承,它有详细的目录记载,而传统意义上的真正大藏家,没有几个人手里藏着一部《红楼梦》,言外之意它真的不重要。只有红学家把它捧上天,认为《红楼梦》多么多么重要。这个“重要”的来源恰恰是从1919之后,中国才提出了四大名著的概念。《红楼梦》受重视,跟胡适有极大的关系,因为他1921年写出了《红楼梦考证》,这部书极为重要。这部书是针对什么来的,其实它重要的目的不在于通过研究对《红楼梦》做一个考证,他的重点是推翻蔡元培的观点。因为蔡元培在1915年的时候写了《石头记索隐》。红学最大的派别就是考证派和索隐派,索隐派来源比较早。对红学研究最早的一个人叫周春,他大概在乾隆六十年写了《红楼梦》方面的研究。他当初谈了一个观点,他说《红楼梦》其实是说“张侯家事”,他没有解释张侯是谁。这个事情被后世开始引用和发挥,后来是大藏书家徐时栋,对红学的研究最早恰恰是藏书家开始搞起来的。徐时栋认为《红楼梦》这部书其实是谈的康熙一朝的政治斗争。周春和徐时栋的观点共同被蔡元培借鉴了,他在1915年写出了《石头记索隐》,谈《红楼梦》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反清复明的观点。潘重规继承蔡元培的观点,大概1951年他写了一本书《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潘重规认为这就是明末清初的反清复明斗争。他说贾宝玉实际上是个传国玉玺。怎么证明他是?因为贾宝玉喜欢胭脂,胭脂就是印泥,他是传国玉玺,他才喜欢印泥。谁代表“明”,林黛玉代表明代,因为林黛玉她吃保心丹、朱丹之类的,朱丹代表“明”。她跟薛宝钗在争,薛宝钗代表了“清”,因为宝钗这个钗是“又金”,又金是后金,后金是满清,所以是明清共同争夺传国玉玺。最后林黛玉死了,薛宝钗胜了,等于清朝占领。薛宝钗的哥哥薛蟠,蟠是番,番就是满人,他通过一系列的证据来论证这个。
  但是胡适写出了《红楼梦》考证,论述了三大论点,就是要一下子把索隐派推翻。因为他证明,第一,这个作者叫曹雪芹,曹雪芹是清代人,跟反清复明没关系,因为他写的是他的家事,这是他最重要的理论。第二,后40回是高鹗所续。他的立论说了五六年之后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太多关注,在那个时候,其实考证派并不占重头,很少人承认他的东西,他的东西没什么佐证。为什么不承认他?因为人们发现胡适的很多观点的起因,来自于我们马上也要谈的袁枚。袁枚写过一个《随园诗话》,《随园诗话》流传广,很多人来回引用,而胡适也读过,但他不知道袁枚《随园诗话》版本中的不同,袁枚已经改了。袁枚开始在《随园诗话》里说他所建的随园就是在当年大观园的遗址之上,大观园当年就是曹雪芹写的《红楼梦》的那个地方。后来有人告诉袁枚,随园是隋赫德的,这才改叫随园,跟大观园不搭边。袁枚后来自己也知道了自己当年的判断并不正确,所以他后来的《随园诗话》改掉了这条,这一条就没了。但是因为《随园诗话》的坊刻本特别多,清代就有60多个坊刻本,所以袁枚的这个早期说法继续流传,胡适就引用这个观点。
  袁枚谈到了随园是大观园,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但他说曹雪芹的父亲是曹寅。胡适就批袁枚说得不对,因为胡适发现两个人之间隔着太远,可是他又说不出来曹寅和曹雪芹之间差那一辈是谁,总之他说曹雪芹是曹寅孙子。胡适提出了这些假设,但很多人不承认。
  到了1927年,突然出来一个人,这个人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他说我有四册《石头记》残本,虽然是残本,但是比程甲本要早,听说你研究《红楼梦》,你肯定对这个感兴趣。胡适开始对这事儿不感兴趣,他没回信,没理。但是那个人很执着,他打听到胡适跟徐志摩开了个书店,于是他把这个书送到店里去了。胡适就果真看见了。结果他一翻,发现里面脂砚斋批的内容全部印证了他之前的假设,他找不到的依据全有了,从此他觉得这是一个重大发现。这个事情以后有很多的推论全部印证了,比如后40回是高鹗续的,这个书里印证了,谈到了曹雪芹的家世,全部都印证了,所以这个后来被称为甲戌本的《红楼梦》成为一个重大的出现。这个本子出现以后,在中国的红学界形成两大派别,文本上的派别,一个是120卷本,我们所说的程伟元与高鹗的本子,萃文书屋本;另一个就是脂砚斋的80卷评本。后来红学界不断引用脂砚斋的话来驳索隐派的观点,因为大家发现脂砚斋所有的批语直接谈到了创作过程,谈到很多的细节。脂砚斋是谁?这变成了一大猜测,这个猜测也变成了四大体系。胡适认为脂砚斋就是贾宝玉,贾宝玉就是曹雪芹,这是胡适的观点。他的理论仍然是,脂砚是什么东西?砚是砚台,是石头,脂砚吃胭脂的石头,戴着块玉的贾宝玉成天爱吃胭脂,他认定这是曹雪芹自己批的批语,这是他的观点。第二大观点,后来兴起来的周汝昌,红学大家,他认为脂砚斋其实是曹雪芹的妻子,而不是曹雪芹本身。他的理论说,他发现里面很多女人的话,他认为只有女人才能说出这个话。第三大观点,“叔父说”,脂砚斋是曹雪芹的叔父,来源就是《枣窗闲笔》。《枣窗闲笔》上明确地说,曹雪芹写出这个书以后,他的叔父脂砚斋怎么怎么着,这也被广为引用。第四大观点,“堂兄弟说”。
  上面说到了《枣窗闲笔》,《枣窗闲笔》怎么来的?1943年在旧书店发现,后来辗转到了孙楷第手中,孙楷第就把这个著录出来了。红学界大为高兴,因为《枣窗闲笔》又印证了一大堆考证派的观点。《枣窗闲笔》这部书的作者叫裕瑞。这部书有八个章节,其中七个章节都在谈《红楼梦》,另一个在谈《镜花缘》,我对这个有疑问,下面我再说我的疑问。总之,里面谈《红楼梦》的内容很多,考证派大为高兴,都引用其中的一句话。
  哪句话?
  韦力:“雪芹二字,想系其字与号耳,其名不得知。姓曹。汉军人,亦不知其隶何旗。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景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
  可是他这个话颠覆了大家的观念,他说曹雪芹是一个大黑胖子。可是历史上有很多诗稿的记载,说曹雪芹食不粥继,说“五十年来太瘦身”。当时还有其他的诗句,也是形容曹雪芹是如何的瘦,但裕再却把曹雪芹形容成一个大黑胖子,这一点大家当然不能接受。
  考证派有一个奇怪的逻辑,他说裕瑞描写曹雪芹的这一条内容不对,但是这一条不对不等于裕瑞的下一条不对,下一条是对的。裕瑞说他看到曹雪芹的叔叔脂砚斋批了红楼梦,他看到了本本都有脂砚斋的批语,批语如何如何。考证派就说,怎么样,看到了吧,脂砚斋确实有,裕瑞都见到了。他这句话是正确的。但是再往下,裕瑞又让考证派的人难受。他说这本书的来源不是曹雪芹写的,当时有一部书叫《风月宝鉴》,又名《石头记》,曹雪芹偶得此书,发现里面的内容跟他自己的家世特别相像,于是他根据这本书进行了改写,“批阅十载,增删五次”而成了《红楼梦》。考证派不干了,因为裕瑞否定了曹雪芹拥有《红楼梦》的著作权,所以很多考证派说裕瑞肯定说得不对,怎么可能!考证派对这个事特别不满,就说裕瑞这一条说得不对,但是这一条他说得不对,不等于其他的不对。
  《枣窗闲笔》受到了红学界不同派别的很多质疑和肯定。这里我想先讲讲裕瑞写《枣窗闲笔》的历史。《枣窗闲笔》落款基本上是嘉庆、道光之间,这个阶段裕瑞正在盛京,相当于沈阳。裕瑞到沈阳是因为嘉庆十八年发生了天理教事件,皇帝震怒,后来处理了一系列人。其中有一个叫曹端的人就是裕瑞的手下,按今天的说法,裕瑞负有领导责任,所以他被贬到了沈阳。同案犯还有高鹗,高鹗因为在刑部任职,他也有责任,也同时被贬到了沈阳。当时沈阳有个叫晋昌的人,他是盛京将军,裕瑞、高鹗都是他的幕府。巧合的是,当年出版《红楼梦》的那个程伟元,也在沈阳,因为程伟元是晋昌手下的一位幕僚。也就是说,裕瑞、高鹗和程伟元都在盛京,他们都在晋昌的幕府之下,在一块儿待了几年,几年我记不住了,总之有那么一段时间,这真是天大的巧合。因为程伟元按照历史记载,程伟元得到了《石头记》的残本,然后请高鹗进行了修补,之后印出了《红楼梦》的第一个出版物,也就是俗称的程甲本。而高鹗与程伟元则是《红楼梦》出版史上最重要的两位人物。裕瑞写出《枣窗闲笔》,里面八篇文章,七篇都是在谈《红楼梦》的各种问题,即此可证裕瑞对《红楼梦》的来由、递传及续书都极感兴趣,而今他在这里进行跟这两个重要人物住在了一起,以我的想像他很是高兴,肯定跟这两位却印证自己很多的疑问。如果确实如此,这将是极重要的一段史实。因为他找到了当事人,从当事人身上了解到了《红楼梦》印本一书的成书过程,他把这些当事人的所说记录下来,那将是多么有价值的一段史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部《枣窗闲笔》无论说它多么重要,都不为过。但遗憾的是,在《枣窗闲笔》一书中,竟然一句也没提到他跟高鹗、程伟元的交往,并且裕瑞还对高鹗的续书表现了自己的不满,如此推论起来,从内容角度上讲,不能不让人怀疑《枣窗闲笔》的真伪。还有一点,裕瑞的《枣窗闲笔》中,对于《红楼梦》的各个问题,他都用“据说”来进行叙述,有人认为他只是据传闻做了记录,而裕瑞很老实的把自己听来的话,就说是传闻,但也许确实如此,可是我觉得从逻辑上推,裕瑞既然对《红楼梦》如此的有兴趣,而今他有机会在沈阳见到当事人,而不想法去了解真情实况,却仍然在这里做一大堆假想,这无论如此难以解释得通。况且裕瑞在沈阳的时候是在嘉庆年间,而他写《枣窗闲笔》的时候则已进入了道光年间。
  有没有可能裕瑞、高鹗关系不好,裕瑞不找高鹗?
  韦力:《枣窗闲笔》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跟前八十回相比,文笔的水平差异较大,所以裕瑞认为后四十回是他人所续。但既然有这样的猜测,他又来到了沈阳,在那个时代,文人的交往圈并不大,裕瑞不太可能不知道高鹗和程伟元也在这里,还是那句话,裕瑞既然对《红楼梦》那么感兴趣,那么他知道了高与程跟他在同一城市内,那么他一定会去找那两人去问一问,那后四十回是怎么一回事。但《枣窗闲笔》里面没有裕瑞和高鹗任何交往的记录,只是说那个续书写得怎么怎么不好。照道理讲,同是天涯沦落人,裕瑞、高鹗是同案犯,他们被同一个案件贬到了同一个地方。但是裕瑞最感兴趣的话题,一个字都不问当事人高鹗,你说这个可能吗?
  所以很多人反过来谈,只能说《枣窗闲笔》不对了,这是反证法。从文艺批评上,第一个说《枣窗闲笔》假的是谁?就是潘重规。潘重规写了一个很长的序,现在这篇序言的原件就在我这本《萋香轩文稿》之中。这个序言极重要,他在序言中说,他在海外买到了《萋香轩文稿》,买回来之后跟他得到的影印本《枣窗闲笔》比对,他发现这个《枣窗闲笔》字迹功力很生,比较拙劣。他说得很婉转,他说我怀疑那是抄胥所为。并且他举出来了中间的错字,比如“服毒以狥”之“狥”,抄胥写成了“服毒以狗”。还有他发现了后面那个章是“凄香轩”,寒风凄雨,很凄凉的,跟“萋”的意思是全拧的。后来史树青写了长文,他说他经过了比较,他发现《枣窗闲笔》才是真的,《萋香轩文稿》是假的,就这样开始打笔仗,一打打了将近五十年。
  这个过程中大家找证据,两派各找证据。一派是考证派,一派是欧阳健这一派。欧阳健本来不是搞红学的,他是南京江苏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他主持了《明清小说研究》的刊物,这个刊物并不研究《红楼梦》,可是他受北大一个人的委托研究《红楼梦》。他也发现脂砚斋有问题,他发现脂砚斋的批语有很大一部分跟当年有正书局的戚序本相同。戚序本最早是在乾隆六十年戚蓼生所藏并序,这个本子后来被有正书局的老板狄葆贤得到了。狄葆贤得到以后把这个本子影印出版。影印出版前,狄葆贤认为里面批语不好看,他就把《红楼梦》抄本上的批语过录的时候,将原文大字排列,而将原来眉批和夹批的批语改在每段大字之后,以小字双行排列,他认为这样看上去整齐。在这个过程中他又掺杂了很多自己的评语在里面,而这些评语有没有每段标释出来,是古人所评,还是后人所评,总之就这么印出来了,这个本子就是有正书局本,大概1912年印出来。很多人后来质疑这个本子,让狄葆贤拿原本出来看,结果他说原本失火烧了。经过欧阳健的研究,发现甲戌本脂批红楼梦和有正书局本是如此的相象,这就有问题了,他就认为脂砚斋根本就是假的。但是红学界考证派反驳他,反驳依据就是用《枣窗闲笔》,因为裕瑞说,他曾经看到过脂批的原本,而裕瑞的这个说法,成为了《红楼梦》研究史上惟一证明脂批是古已有之的证据。
  如果想反驳红学界的考证派,首先必须得拿出充足的证据来说明,《枣窗闲笔》不真,而若要想得到这个结论,则同样需要拿出证据来,说明《萋香轩文稿》为裕瑞亲笔。因为《萋香轩文稿》跟《枣窗闲笔》从字迹上看,两者有较在的差异,或者两个都为假,或者一个真另一个假,按理论推理是这样的。现在《萋香轩文稿》上的印章用的就是“萋”,《枣窗闲笔》上面用的是“凄”。你要证明《枣窗闲笔》为真,那这个印章的异同也成了一个重要的依据,后来,红学研究者就似乎找到了一个证据来说明这个印章。也有一种可能,裕瑞的堂号既用过“萋香轩”,也用过“凄香轩”,但是裕瑞的著作有两本都名“萋香轩”,却未曾见到过以“凄香轩”命名的著述名称。因此考证派要想证明《枣窗闲笔》为真迹,则需要找到能够“凄香轩”也同样是裕瑞的另一个堂号的证据。
  这个悬念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一直悬到了本世纪的近几年,考证派果真在苏富比拍卖图录的某幅作品上发现了有署名“裕瑞”的笔迹和钤章,而所钤几方印章中,恰有一方是“凄香轩”。这幅画是临罗聘所绘的《鬼趣图》,临的人叫佘嘉惠,其中就有钤印“凄香轩”,旁边还有裕瑞的题字。他们把《枣窗闲笔》上的钤章和《鬼趣图》上的钤章放在一块儿对比,发现两方章,由此结论出来了,考证派认为既然历史上确实有“凄香轩”这个说法,那么反地派认为《枣窗闲笔》钤有“淒香轩”这方章,恰是伪证的判断则被推翻了,如此推论起来,这更加说明,《枣窗闲笔》才是裕瑞的真迹,而《萋香轩文稿》则为假。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似乎《枣窗闲笔》确实是裕瑞的真迹已经难以推翻,然而有些事情越是急于得出想得到的结论,往往百密一疏的出现纰漏,因为有人发现,作为证据的《鬼趣图》,本身的真伪发生了问题。
  《鬼趣图》除了佘嘉惠临摹的罗聘的绘画之外,同时上面还有张问陶于嘉庆二十一年题的诗以及跋语。考证派认为张问陶的跋语正是《鬼趣图》为真迹的重要佐证,因为张问陶跟裕瑞的关系很好,张问陶在这段跋语中称,当年罗聘画出了《鬼趣图》,就是请他来给这些图题诗,而今佘嘉惠又临摹了罗聘的《鬼趣图》,于是他就把自己当年题诗重新抄写一遍过录在佘嘉惠的临本之上。而考证派认为,张问陶的这段过录跋语,恰好也证明了佘嘉惠所临《鬼趣图》是真迹。但考证派在引证这些证据的时候,发生了一个疏忽,那就是张问陶这段题诗和跋语的落款是嘉庆二十一年,而遗憾的是,根据历史的各方面记载,张问陶在写这段跋语之前的两年,也就是嘉庆十九年就去世了。当然,张问陶的这段落款用的是干支纪年,此画的落款是“丙子年”,而嘉庆年间的丙子年正是嘉庆二十一年。有人会推论,那也许是弄错了甲子,有可能是张问陶六十年之前的题字也未可知,然这种推论同样不能成立的是,六十年前的上一个丙子,是乾隆二十年,而张问陶却出生于乾隆二十九年,也就是说,上一个丙子年他还未出生,因此佘嘉惠临摹的《鬼趣图上》,张问陶的跋语就出现了硬伤。因为上一个甲子他没有出生,下一个甲子他已过世,如此把张问陶的跋语作为佘嘉惠所临《鬼趣图》的证据,这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由此也连累了佘嘉惠所临《鬼趣图》是真迹的判断。如果这个判断也变得不能成立,那么《枣窗闲笔》上所钤“凄香轩”一章的惟一证据又变得不能成立了。
  而今考证派用《鬼趣图》上的裕瑞三方钤章跟《枣窗闲笔》上的三方章进行比勘,得出的结论是,两者完全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枣窗闲笔》的真伪就又变成了一个大问题。如果《枣窗闲笔》为此而变得无法站住脚,那么反过来说,与之相对应的《萋香轩文稿》为裕瑞真迹的可能性陡然大增。
  再返回来,我们从理论来推,画里面张问陶题跋怎么写的呢?他说我在多年前看过这个画(《鬼趣图》),我觉得挺好的,就给它题了几首诗。现在佘嘉惠又把它描了一遍,我又重新把诗题一遍。第一,古人从没见这么玩的,就是把一首诗在原本上题一遍,在过录本上自己再把它题一遍。第二,即使有个别情况会这么做,那么也一定是罗两峰又画了这么一套同样的画作,罗又找到张问陶,来把那些原诗重题一遍。而今这个过录本并非是罗两峰又把自己的画作重新绘制一套,现在的临摹本是出自一个名叫佘嘉惠者,然而这位佘嘉惠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的记载,基本可以推出他的名气太小了,而张问陶当年是清诗几大流派中性灵派三大代表人物之一,因为罗两峰的绘画成就,他也是“扬州八”家之一,所以只有像罗两峰这样名头的大画家,才有可能请到张问陶这样的大诗人,这种诗与画的结合,才能够称得上相得益彰,然而现在的这位大诗人,却把自己的诗作重新抄当在完全不知名的人的一个过录本上,而这些诗并非是张问陶为了推不掉的应付,而在一位新画家的画作上题上两句,以作人情,我们看到的这个佘嘉惠过录本,张问陶把自己的八首诗全部的抄写一遍,之后再在后面写上一段跋语,以识因缘,这种做法古玩批称之为“满批满挂”,张问陶给这样一位不知名的画家下这么大功夫,似乎难以理解。因此说,无论从落款的时间上,还是从画作的题写方式上,无论怎样解释,都不能说通张问陶的这个作法是合情合理的。
  假画成了物证,再论证假书为真?
  韦力:即使如此,我也并不能证据充分的来证明佘嘉惠的这个临本肯定是伪作,因为有人可能会说,这幅《鬼趣图上》的张问陶是假的,并不能证明佘嘉惠的临本也是假的。这样的反问有道理,因为从历史上看,很多不知名的画作都会被后人添加上伪款,以此来卖得高价,这张画作也可能是这种情况,但是既然张问陶是裕瑞的好友,因此造假者会将这幅有裕瑞题字的画作,再写上张问陶的字迹,可是问题就来了,那么考证派即使除去这个伪做的张问陶,那么《鬼趣图》上的裕瑞字迹何以证真,就为得没有了依据。如果这条依据不能证真,那么《鬼趣图》上的裕瑞所钤印章则同样变得无法证真。如果这几方印章不能证真,则无法佐证《枣窗闲笔》上的“凄香轩”为真。而《萋香轩文稿》上的这个“萋”字却能找到裕瑞其他著作的旁证,而“凄香轩”因此而变得找不到其他的相关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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