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于危邦 藏书乱世

2015-09-06 13:45     阅览:19523    评论:0   
编辑:资讯编辑    原创作者:何雁    来源:大公网   


上海图书馆保存古籍善本的库房 图/网络资料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寇对中国发动全面进攻。从一九三一年东北沦陷,至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战火瀰漫中国达十多年之久,造成中国文献典籍大量焚毁、散佚,或遭日军劫夺。
  据日本国会图书馆收藏《商舶载来书目》统计,一六九三年至一八○三年的一百一十年间,日本通过商贸途径共进口中国书籍四千七百八十一种,而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十五年间,日军掠走中国书籍竟是这一百一十年的五倍。不能不说,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空前浩劫。
  面对中华传统文化沦丧之际,上海一些有识之士,在硝烟瀰漫的正面战场之外,悄悄地进行?另一场保护图书文献的大业。
  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任
  最初动议建立一个同人图书馆以保存藏书于乱世的,是近代有影响力的实业家、金融家与藏书家叶景葵。叶景葵,字揆初,号卷盦,浙江杭州人。清光绪癸卯进士,曾参赵尔巽文案。入民国后,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
  抗战烽起,叶景葵鉴于江南一带藏书,如嘉业堂、传朴堂与九峰旧庐,先后遭乱,损失重大;群碧楼、咫园、笺经室与海日楼等藏书,或为后人变卖,或为战火所毁,中华古籍沦亡流失,有日甚一日之势,遂有“发起私家图书馆之宏愿,誓当为死友保存之”的念想。
  在一部书的题跋中,叶景葵曾感慨道:“子弟不喜书,易将藏书散失,乃有喜书之子弟,亦復不能保存,其亡也忽焉,虞山嘆私家藏书之不易,而创立公共图书馆之不可不努力也。”
  叶景葵长期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与商务董事长张元济初识于光绪戊戌年,结为莫逆之交。张元济,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壬辰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因参加维新运动,戊戌政变时被革职。此后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创建涵芬楼,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编印《四部丛刊》。
  一九三七年淞沪会战爆发,年已七旬的张元济担心叶宅藏书毁于兵火,赶往邻近战区的沪西兆丰别墅,为老友整理藏书。此时,叶景葵远在武汉处理公务。是年十一月五日,叶景葵致函称谢,第一次透露欲创办私立图书馆意愿:“菊丈台鉴,顷接通丈(陈叔通)信,知长者于危险之下为葵理故书,感惶无地。……以近来物力之艰,得此已觉匪易,今岁室人物故,私计不再购书,并拟将难得之本,一为整比,捐入可以共信之图书馆。”
  选募馆务主持人时,叶景葵注目于顾廷龙。顾廷龙,字起潜,号匋誃,出身苏州世代书香,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两人相交始于一九三五年,顾廷龙时在燕大图书馆工作,将北平禹贡学会编撰《禹贡》杂誌寄请叶氏指教,并乞赐叶氏编印《谐声谱》研读。翌年,顾廷龙又助叶氏找禹贡学会同人,鉴定其所藏《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真伪。尤其,顾廷龙所编《章氏四当斋藏书目》,深得叶氏称赞:“体例极善,是以表章式老劬学之里面,吾兄可谓不负所託矣。”
  一九三九年四月三日,叶景葵致函顾廷龙:“弟因鉴于古籍沦亡,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政潮暗淡,将来必致有图书而无馆,私人更无论矣。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弟自捐财产十万已足,另募十万已足(此为常年费,动息不动本)。又得租界中心地二亩,……惟弟与菊生均垂暮之年,欲得一青年而有志节、对于此事有兴趣者任以永久之责,故弟属意于兄,菊生亦极赞许。”
  北平为日军所陷,顾廷龙正欲它离。四月十日,覆函称:“窃谓人不能自有所表现,或能助成人之盛举,亦可不负其平生。……惟以勤慎忠实,严自惕厉。生计可维,身心有寄,他日以馆为家,有所归宿矣。”
  顾廷龙决计南下,向燕大提出辞职,“不意挽留甚切”,故“拟再婉辞,缘相处多年,不敢操急,致伤感情。”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张元济致函顾廷龙:“敝友叶君揆初雅嗜藏书,堪称美富,以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思补其乏,愿出所藏,供众观览,以弟略知一二,招令襄助。事正权舆,亟须得人而理。阁下在燕京研究有年,驾轻就熟,无与伦比。揆兄驰书奉约,亟盼惠临。……此间开创伊始,倘乏导师,便难措手。务望婉商当局,速谋替人。一俟交代停妥,即请移驾南来,俾弟等得早聆教益。”殷殷之情,跃然纸上。这也是张元济致顾廷龙最早一封信札。
  是日,叶景葵致顾廷龙信,促其即行南来。云:“此间各事均已备妥,专候兄来,……目前则恳求燕馆让贤,俾敝处得以成立,想为文化界之所深许也。”七月十七日,顾廷龙携全家抵达上海,次日即草拟创办合众意见书,大意如下:“抗战以来,全国图书馆或呈停顿,或已分散,或罹劫灰。私家藏书亦多流亡,而日、美等国乘其时会,力事搜罗,致数千年固有之文化,坐视其流散,岂不大可惜哉!本馆创办于此时,即应负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任。”
  旧本秘笈刻印流布
  顾廷龙曾函询叶景葵现有多少书,多少人,覆云:“空无一人,空无一物。”到沪不数日,日军进入租界,遂以私家藏书楼形式应付敌伪之查询。馆舍门口不挂牌子,不开正门,来客都是从后门进出。
  叶景葵首将藏书三万馀册,悉数捐赠,其最精者为稿本,若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张惠言、成孙父子之《谐声谱》、严可均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皆可订正通行之本,诚人间至宝也。又蒋抑卮亦出所藏,以示贊助,数量甚富,四部兼备。又多清代精椠,昔钱塘汪柳门藏书大半归之,弥足珍贵。
  顾廷龙撰文回忆:“余到沪后,即言等藏书章盖好陆续送去,但目前尚无盖章之人。余即应曰:盖章之事,吾能为之。抑卮设午宴于家,时家居海格路范园,座有叶、陈氏昆仲、高欣木、王福庵等。次日,我即前往,在书库中每册盖章,积一计程车,即携回‘合众’。未几,抑卮忽以伤寒逝世。揆初则方自绑匪手中获归,为撰家传一篇。并曰:凡未经抑卮送馆者,均由蒋家自留。是批善本,约十馀箱,交由蒋彦武保管。彦武为抑卮侄孙,浙江兴业银行董事。”据蒋彦武长女蒋见微回忆,这二十箱均为宋元珍本,为祖父心爱之物。一九六六年“文革”初起,红卫兵抄家,均遭焚毁。
  张菊老捐献者,则为歷年收藏之嘉兴、海盐先哲遗书,张氏先世著述及刊印评校庋藏之书,石墨、图卷各一件,尤具特色。合众为之编辑《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行世,此为编印书目之始。
  叶景葵为之作序,略云:“迨书目告成,适逢先生八秩诞辰,爰集资以谋印行本馆刊行书目之嚆矢。本馆编印目录之计划,凡各家专藏别编分目,復合馆中自购受赠之目汇为总目。先生所藏以表彰乡贤先世之精神,勤求博访,锲而不捨者数十载,始克臻此,其难能可贵为何如?是目也,可以嘉兴艺文志视之,藉为先生永久纪念。并祝先生眉寿康吉,长为本馆之导师,俾于国家社会文化前途克尽相当之贡献,此不仅同人之私颂也。”
  叶氏在序言中说,如果人人能够像菊老这样用心于家族著述与乡里文献收藏,那么,联家而乡、联乡而县,进而联县而省,积小为大,全国文献典籍岂不因之大备?其后,又编印馆藏目录三种,油印目录八种,其他四、五种。
  合众力主“孤本不孤”,务使旧本秘笈刻印流布。编纂目的,“专为整理,不为新作;专为前贤形役,不为个人张本。”“孤岛”上海,币制暴跌,物价飞涨,原来筹措的基金,一下子贬值甚大,要想印书,谈何容易!
  顾廷龙只能抱?“不求近效,黯然日章”、“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信念,惨澹经营。以石印省经费,为降低成本,于是自当抄书匠,每晚临窗伏案,手写上版,熬一夜,可抄写三千小楷。二楼办公室正对夜总会,歌声不断,灯火不熄,不知不觉中音乐停止了,才猛然发现东方已微微发白。
  一九四○年始,歷时八载,《合众图书馆丛书》陆续印成一、二集,收书凡十五种,多为清代先哲未刻稿本抄本。其中,最先印行的是杭州乡贤罗以智稿本《恬养斋文钞》四卷、补遗一卷。罗氏是叶景葵所崇敬人物,本书由他捐书捐赀。一九四八年,搜集到宗惟恭辑刻《咫园丛书》版片,合众即为之印行传世。
  《丛书》第一集印成后,顾廷龙写过一段发自肺腑之言,有云:“际此世变抢攘之日,物力凋剞,旷古未有,《丛书》之印,先后六年,成书十有四种,编次不免芜杂,工事每况愈下,因陋就简,咎何敢辞,勉强为之,犹贤乎已,因便流通,彙编成集,述其缘起如此。”
  其实,顾廷龙一家日子也过得紧巴巴。一九四五年一月,徵得叶景葵同意后,顾廷龙将自家所藏图书十四种,价让合众,得款三万元,以交儿子诵芬学费。二月,新年即临,顾夫人斥金饰度岁,盖“已鬻书若干种,物昂不足维持,文人不事生产,所持者薪水。今薪水所入尚不给,若余者绝不愿谋分文不义之财。”故顾廷龙又嘆曰:“生活维艰。年况愈下,思之凄然。”
  馆藏最终归于人民
  在日伪与国民党统治下,“合众”勉强维持到解放,差不多已奄奄一息。但顾廷龙在老辈们的支持下,因克支持十四年,最终归之人民,完成歷史任务,实属不易。
  早在一九四零年一月四日,张元济告顾廷龙:“凡百事业,不能不求扩充,扩充则须人多,人多则意见分歧,分歧则无可约束,终归失败。盈虚剥復之理欤?吾与本馆之希望平隐,即是发展,不求躁进,不贪暇逸,不须人多,不事宣传,非如是,不足以持久也。”这是张元济办商务数十年来之经验,对顾廷龙来说不啻是金玉良言。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晚,顾廷龙去叶景葵处求教。叶景葵云:“图书馆前途之兴替,其枢纽在董事之得人及合作与否,故选举最为注重。现在五人,学问未必皆深,亦未必人人皆知图书馆之办法,但皆饱经忧患,有相当之修养,且皆无所为而为之。五人间相互有甚深之情感与直谅,故能知无不言,决无问题,但皆六七十之高年,可以同时老病,故对于递嬗之法,宜十分注意也。”
  顾廷龙长年在老辈旁,深得他们的教诲与器重。一九三一年七月,王同愈致顾廷龙信,云:“内外孙辈中,惟足下与翼东最为老人所心折,学业、志趣、品行三者公备,恐千万人中不易一二觏也。”
  《叶景葵杂著》有“集杜句赠顾起潜”,云:“復见秀骨清,我生记子以为命;由来意气合,汝更少年能缀文。”诗作于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
  合众创建以来,经费由叶景葵独立筹措。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叶景葵以心脏病去世。午后,张元济与李拔可即来馆,安慰顾廷龙说:“一切事情由我们负责,请放心。”顾廷龙回忆:“前一日,叶先生正为图书馆经费问题和我商谈,他说:‘所存无多,只有用完再说。’他突然病故,更使我彷徨无措。”
  幸而,张元济拜访一位江姓纱业鉅子,慨捐一笔资金,才暂时渡过难关。由于经费日益支绌,不得不向有关方面作将伯之呼,而救援之书,皆为张元济亲笔所写寄。
  顾廷龙撰文记载:“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七日,国民党军队某部强令将楼顶腾空。徐寄庼、徐森玉先生託人与军事首脑商请勿用文化机关,但无效。晚八时,开来一分队,将大门打开,我们只有通宵守护。十八日张先生闻讯即来坐镇,并与其分队长谈话,嘱其妥慎照料。谈话后对我说:‘分队长神色仓皇,语无伦次,可能即去。’夜十一时,果然开拔。五月廿四日,又有军队来声称全部徵用。我说文化机关不好佔用。军人说现在还讲什么文化?无奈,只可多方推宕使去。五月廿五日,上海解放,遂告无恙。”
  一九四九年底,张元济突发中风,尚在昏迷之中,顾廷龙闻讯驰往医院探望,正在忧徨之际,忽接浙江兴业银行通知,即日起对合众用款停止透支。后来由陈叔通出面担保,继续透支,才得以维持。一九五三年,张元济、陈叔通倡议将合众捐献国家,“俾可作有计划发展”。其时馆藏图书三十万册,金石拓片一万五千种,职员九人。
  是年六月十八日为合众捐献之日,张元济清晨即给顾廷龙一缄,表示欣慰感谢之意,札云:“今日为‘合众’结束之期。若干年来,弟尤得读书之乐。吾兄十馀载之辛勤,不敢忘也。苦心孤诣,支持至今。揆翁有知,亦当感铭!”
  顾廷龙深情记述:“一九四六年秋,一日薄暮叶先生归来告龙曰:‘今日菊老处理家事,邀吾作见证人,想不到菊老一生积资甚菲,清廉可敬。’龙曰:‘菊老任商务董事长,股份不能太少。’叶先生曰:‘股份多借自亲友者。’龙始恍然!叶先生逝后,先生序其藏书目有云:‘身履膏腴之地,而淡泊持己。’又云:“殁后始恍然悟其无蓄,是可以觇其高尚之志,为不可及矣。’龙请即以此数语为先生诵之。两先生之行为,诚足以风世矣。”
  涓涓细流,汇成大川。先是各私家收藏,继而汇入合众,最终成为上海图书馆古籍收藏重要部分。叶景葵、张元济、顾廷龙诸位先贤,珍爱中华典籍一片苦心没有白费,他们的初衷得到了圆满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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