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对乐府诗的开拓

2017-04-17 11:59     阅览:660    评论:0   
编辑:资讯编辑    原创作者:曾智安    来源:光明日报   

  从留存下来的乐府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可以发现,陶渊明首次将乐府运用于私人交谊,拓展了乐府诗的表现功能。陶渊明不仅在田园诗、营造意境、平淡风格等方面孤明先发,其在乐府诗创作的开创之功也应该受到重视。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用相和旧题。《宋书·乐志》卷三即载有东阿王曹植所作楚调怨诗《明月》(明月照高楼)一篇,由七解组成。智匠《古今乐录》转引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伎录》:“楚调曲有《白头吟行》《泰山吟行》《梁甫吟行》《东武琵琶吟行》《怨诗行》,其器有笙、笛弄、节、琴、筝、琵琶、瑟七种。”《乐府诗集》说:“楚调者,汉房中乐也。高帝乐楚声,故房中乐皆楚声也。侧调者,生于楚调,与前三调(平调、清调、瑟调)总谓之相和调。”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怨歌行》解题云:“一曰《怨诗行》。古词云‘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言周公推心辅政,二叔流言,致有雷雨拔木之变。”知“楚调”乃汉代相和旧曲一个曲调,《怨诗行》是其中一个曲题。陶渊明将作品标示为“怨诗楚调”,说明他知道自己是在以相和旧曲写作歌辞。该诗也被《乐府诗集》收入到《相和歌辞·楚调曲》当中。
  重要的不是陶渊明懂得相和歌,而是他将乐府旧题施用于私人情感交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为陶渊明晚年所作,带有人生总结之意:“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陶澍《陶靖节集》注引赵泉山曰:“集中惟此诗,历叙平素多艰如此。而一言一字,率直致而务纪实也。”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公年五十余作此诗,追念前此,饥寒坎坷,发为悲歌,惟庞、邓如钟期可与知己道也。”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又题明示庞主簿、邓治中……是以己之慷慨悲歌自托于伯牙之善弹,而以知音望庞、邓如钟子期也。”袁行霈说:“此诗中吐露衷曲,非泛泛之交所以与言也。”可见陶渊明此作没有偏离曲调本事,只是将古辞“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所表达的难得信任关系扩展到整个世态炎凉、人生艰难。他的特殊之处是以此作为和私人沟通情感的一种方式。如同诗题所示,诗是赠给庞主簿、邓治中两位友人的,旨在向知己倾吐衷肠。
  乐府是表演艺术,具有开放性、公共性。因此乐府诗写作与一般诗歌创作不同,总是要考虑其作为表演艺术的仪式作用,作为礼乐文化组成部分的政治功用。即使是那些从民间采集来的乐府曲调在表演时也要起到“观风俗,知薄厚”的作用。建安以后乐府诗创作进入有主名时代,魏之三祖为乐府写作相和歌辞,具有很高个性化色彩,但还是很好地完成了乐府仪式功能。乐府创作进入有主名时代以后,抒发个人怀抱成了乐府创作一个重要功能,如曹操借古题而写时事,曹植拟旧篇而抒怀抱,但这些乐府还没有用作与知己私下赠答。衡之以“兴”“观”“群”“怨”,知乐府诗学功能还是发之以“兴”“怨”,而归结“群”与“观”,公共属性有余而个体属性不足,很少用于个体间情感交流。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以乐府酬赠知己,实现了乐府由公共属性向个体属性的巨大转变。它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明确标明施用于个体交际的乐府诗。可惜陶渊明这一独创来得过早,在当时及其后的很长时间内没有得到继承和模仿。此后直到盛唐近四百年间,也属孤例单出,绝无仅有。汉魏到陈隋是乐府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文学群体交往的兴盛时期,历代都有大量乐府创作,同时也采用诗歌交流情感。但除了陶渊明,再无他人将二者结合起来以乐府进行酬唱赠答。即使是陶渊明自己,也仅留下了这一首作品。故而在整个汉魏六朝时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既是乐府创作中的别调,也是应酬文学中的异响。
  一直要到唐代,陶渊明对乐府诗学功能的开拓才产生了回响。初唐开始有人以歌行赠答。如宋之问《冬宵引赠司马承祯》、张楚金《逸人歌赠李山人》、丁仙芝《余杭醉歌赠吴山人》等,但其例不多。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则群声纷起,出现了一批有酬赠标记的乐府诗。如王维《临高台送黎拾遗》、孟浩然《大堤行寄万七》、高适《古乐府飞龙曲留上陈左相》、储光羲《升天行贻卢六健》、李颀《放歌行答从弟墨卿》、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等,都是以写作旧题乐府而行个体社交之能事,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同气相应,异彩纷呈。岑参、李白、杜甫等人更是扩而大之,大量写作乐府、新歌以酬唱、交际,其创作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足为一时诗歌代表。如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李白《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玄都坛歌寄元逸人》《醉时歌赠广文馆博士郑虔》《相逢歌赠严二别驾》等,与陶渊明所作异声同调,别见新致。高适《燕歌行》也是时人以乐府创作互相酬答的产物。其自述创作背景云:“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盛唐人不仅以乐府创作互相酬答、述志、切磋,还以之求取知音。如储光羲《洛阳道五首献吕四郎中》是向吕向干谒,高适《古乐府飞龙曲留上陈左相》是向陈希烈干谒,李颀《双笋歌送李回兼呈刘四》是辗转向人干谒。其中最为后人称道者当属李白。李白奉诏进京,初见贺知章,以《蜀道难》相示,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成为千古佳话。总之,盛唐时期,以乐府创作进行个人交际、应酬不仅蔚然成风,而且形式多样,写出了众多优秀作品,极大地促进了盛唐诗歌的繁荣。而这一切的源头,不能不追溯到陶渊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盛唐诗人对《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的广泛回应深刻揭示出了陶渊明在乐府诗功能开拓方面的重要价值。自此以后,乐府不仅可以用作公共表演和独抒怀抱,而且可以用于交际应酬。陶渊明在诗歌史上的开创性作用应该得到更加全面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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