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百年:如何接受,怎样评价?

2017-04-18 10:22     阅览:815    评论:0   
编辑:资讯编辑    原创作者:陈仲义    来源:人民日报   

  从1917年《新青年》杂志刊出胡适的8首白话诗算起,中国现代新诗到今年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百年来新诗的历史怎样梳理又怎样评价,在创作手法、思想内涵和传播接受上有哪些成败得失?这是我们绕不过去的百年之问。在此刊发诗评家陈仲义一文,分享他从诗歌接受与评价角度展开的思考,欢迎继续来稿参与讨论。
  
——编 者

  中国新诗走过的一百年里,质疑之声似乎从未断过。其中,有上世纪20年代于赓虞的挑剔,“自所谓新诗运动以来,我们尚未看到较完整的诗篇”。有30年代鲁迅的低看,“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楣运”。新中国成立之初,有冯雪峰的不满,“现在新诗的各种各样的形式是都还不能满意的……太不像话的作品是相当多的”。即便是新诗创作取得不小成绩的上世纪90年代,尚流传肖鹰的文化悲观论,“诗歌本身的失败正以不可抵抗的速度到来”。老诗人郑敏甚至从源头上对新诗做了否定:20世纪之所以没能出现李白、杜甫,原因是“五四”时期引入了西方文化的末流,割断传统,使得白话诗万劫不复。及至新世纪,时不时还会冒出韩寒式的恶言相加,“现代诗这种体裁是没有意义的”。更有文化大家季羡林重磅裁决,“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
  如此说来,这真是一部让人沮丧的百年新诗史。但是且慢,持不同意见者也大有人在。诗人于坚就坚持认为,“中国20世纪的所有的文学样式,小说、散文、戏剧等等,成就最高的是新诗,被误解最多的是新诗,被忽略最多的也是新诗, 这正是伟大的迹象”。还包括以德国汉学家顾彬为代表的“高抬高举”:中国新诗的当代成就胜于小说。是否成就最高另当别论,高下辨析并不是这篇文章的目的,我所看重的是,为何新诗会有如此之多被误解、被忽略或者被过度强调的地方,以至于成为文化接受领域里一个神秘“百慕大”?
  从接受学的角度来看,新诗无论存在多少弱项,它都已经出落成一个独立的文艺品类,其价值不可低估。新诗承担着文言诗的“转型”使命,因为有了新诗,我们才有了一种能够适配现代中国人思维、生活和言说的高级精神载体,表达现代中国的世道人心;新诗以一种微妙、细腻而复杂的方式,把现代汉语的诗性提升到一个新界面;新诗建立了一套思、说、写趋于统一的言说语系,在存在感、个体经验、细节感受、求真意志、自由灵性、陌生化诗意诸方面都有突破,特别是晚近时段,新诗朝向更具现代活力的方向开掘。
  既然如此,为何至今现代新诗的地位还难以“定于一尊”呢?这恐怕要从评价和定位新诗的三个参照尺度说起。
  以中国古典诗歌为参照——
  古体诗与现代新诗已然成为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

  千百年的熏陶与培育,使得国人至今依然不屈不挠地拿古诗与新诗一决高下,依然用发展了几千年的古汉语经验来衡量当下的诗歌创作。这个强大的参照系在无意识作用下几乎是绕不过去的。
  置身于农耕文明的语境和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之中,中国古典诗歌有着超稳定的审美规范:采用单音单字的“字思维”,能充分释放汉语诗歌的弹性蕴藉;以意境为最高美学,极易滋养、美化人心;平仄间的韵律流转充满内外交融的音乐性,起承转合的结构又极为自然,等等。从如此强大的古典诗歌参照系出发,读者对新诗的数落与普遍不满便可以预料:能让人完整记住的新诗名篇凤毛麟角,经典之作屈指可数;大量作品诗意散漫,质量杂芜;新诗语言缺乏出神入化;新诗教育更是留有太多空白,新诗离真正走进大众生活及其内心世界还有距离。
  然而,必须正视一个严酷的事实,古典诗歌堪称优美的诗情画意,在后起的新诗这里已经出现了脱节或者转变。新诗与古诗既可比又不可比,可比在于,在诗的本体属性上新诗具有与母体同质性的一面,不可比在于,新诗经过挣脱,走向了一种全面的自洽的生长,现代新诗与古体诗已然成为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虽然同发展了至少3000年的古代诗歌相比,新诗只有短短百年的历史,时间劣势不言而喻,但新诗后天的超速“疯长”所带来的前景也不可估量。如果是放在星象上来看,古典诗歌属于高峰期后的“熟透”阶段,能量发生巨大耗散而趋于收缩;现代新诗则尚处生长期的氢燃烧阶段,充满活力,不断扩张生长。对这两种状态下的诗歌,显然不能用一把尺子去衡量,“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评价体系或许才是明智之举。
  以西方现代诗歌为参照——
  缺乏对等性的评价标准无形中变成自我矮化

  多年来,诗歌界有这么一个共识,新时期的中国诗歌用二三十年的时光,几乎走完了西方现代、后现代诗歌的全部征程,“浓缩”了西方近百年的现代诗、后现代诗发展历史。学习和吸收西方现代诗歌,无疑为中国新诗提供了转型契机,但这种转型不是分阶段的蜕变,而几乎是共时性完成的。中国新诗对西方现代诗歌的吸收,有时消化很好,有时消化不良,有时过于贪食——狼吞虎咽、饥不择食,有时反复挑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以致营养过剩。
  无论如何,西方现代诗歌这一外来的镜照,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化为中国新诗自身的面影。西方谱系直接影响了中国新诗的创作、接受与评价。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新诗唯西方诗马首是瞻,演进到上世纪90年代,甚至出现了“翻译体”诗歌,可见影响的焦虑之重。直到新世纪初叶,才逐步出现更具自主性的对西方现代诗歌的改造与改写。
  在中外诗歌的评价与比照中,不知何时起又出现了一个“怪圈”:人们总是将各国的诗歌菁华与国际级大师串联起来,组成纵深队列的国际军团——从20世纪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的普吕多姆,到爱尔兰的叶芝、西班牙的希梅内斯、英国的艾略特、意大利的夸西莫多、智利的米斯特拉尔、希腊的埃里蒂斯、波兰的米沃什、捷克的塞弗尔特、俄裔美籍的布罗茨基、波兰的辛波丝卡,再到瑞典的特朗斯特罗姆……多国联军团团进逼,使出全部优势,用世界诗歌的精粹“总和”轻松地把单一国家的百年新诗比了下去。这种缺乏对等参照的评价标准无形中变成自我矮化,拉大了所谓中国诗歌“追赶”世界诗歌的差距。
  以自身“小传统”为参照——
  求新求变的百年历史决定了新诗不是铁板一块

  除了与古代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直接或间接的“对抗”,中国新诗还在通过不断的艺术违规和越界为自己开疆拓土,发明和发现新的题材、内容和形式语言,创造新的诗歌范式。百年的探索和实验,在无数次争议中也不断沉淀着与古典时期、浪漫时期有别的新质素。比如,更丰富地挖掘了精神与肉身的存在感,更娴熟地运用潜意识、意识流、智性、交感等成分,强化了隐喻、象征、荒诞、戏剧性乃至后现代的拼贴、装置、跨界等技巧,加深了与普通大众的联系与交融……这些新质素或多或少都参与到本土新诗的发展进程中来,逐渐化为百年新诗的血肉。在这个意义上,新诗自身也形成了自由、多变、求新的小传统,新诗的接受与评价也应该面对自身小传统的考核,而不是固执于诗歌大一统的本质主义观念,耿耿于怀于新诗必须是古诗的一种分支与延续。
  与此同时,更不要把新诗看成铁板一块。它至少可以分成三大部分:前端是属于实验探索性的新异追求,其中的成功果实会沉淀为自身营养,以继续分蘖推进;中间的广大地带属于融会性的“老少皆宜”,是经过较长时间积累下来容易被接受的基本盘面;而后拖部位则属于那些老化的“过去时”,是早期遗留下来的稚嫩、夹生,需要加以扬弃。只有分门别类对待,才能避免在接受学上“一刀切”。重要的是,三大板块还得面对时代、历史、社会、美学等多重维度的审视。如果笼统地作非黑即白的评价,新诗只能要么漆黑黯淡,一无是处,要么光芒万丈,异常刺目。
  最后,还涉及对前辈诗人的具体评价问题。当下不少诗人对新诗诞生之初的历史成绩持否定态度,如“用今天的眼光看,穆旦和徐志摩的诗歌写作都是二三流”,这种断语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用已经大大发展了的现时尺度去审视过去,忽视了任何接受与评价都不能偏离历史特定语境。要是让当下诗人们早80年问世,他们能否具备徐志摩在新诗青涩时期那样推陈出新的能力和水平?抹去时代背景,进行非历史化的评估,很容易导致一个貌似正确,其实粗暴的评价,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高度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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