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手稿劫余记

2017-08-01 10:09     阅览:1139    评论:0   
编辑:资讯编辑    原创作者:咖啡遇上茶   

1950年,居住辽宁省西丰县的蒲松龄第九世后裔蒲文珊先后向东北文化部捐献了祖传《聊斋志异》半部手稿及《聊斋杂记》(原称“农桑经”)手稿,使这两部几经波折、流传二百余年的蒲氏手稿,得以由辽宁省图书馆永久保存,成为国家珍贵文物。


一、蒲价人携手稿远走东北


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一书,是我国清代伟大的文学家蒲松龄先生的代表作品,问世三百余年来,一直被推为说部名著,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蒲松龄(1640——1715年),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亦称“柳泉居士”, 世人又多称其为“聊斋先生”,家居山东淄川蒲家庄(今淄博市淄川区)。蒲氏平生愤世嫉俗,不愿附庸权贵,写出的短篇小说亦多为立意分明、脍炙人口、惩恶扬善之作。因此,《聊斋志异》成书后,蒲氏并没有急于将其入梓付印的想法。直至临终时,还刻意嘱咐其儿孙:“余生平恶笔,一切遗稿不许阅诸他人”。期间,他的好友、诗人王士祯曾几次借出手稿阅读,并作了眉批。济南朱缃也曾通过唐梦赉借得《聊斋志异》手稿逐卷抄录。


蒲氏一生刻苦读书,奋发砒砺,以其宏富的著述雄于一时。据清张元撰《蒲松龄墓表》及清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载,蒲氏作品除《聊斋志异》外,尚有文集四卷、诗集六卷、杂著五种、戏曲三出、俚曲十四种。这些著作的手稿,在其殁后,曾世守相传,秘不示人。因年代久远,十之八九毁于兵燹、损于阴雨,而能幸存至今者,则可谓稀如星凤,举世珍品了。


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写作,始于清康熙前期,约40岁时完成初稿,之后曾几易其稿,历时愈二十年。手稿初时分装八册,每册为一卷,后因传抄之便,析为二十余册。由于蒲氏家境清贫,因而在其去世后五十余年中,子孙也无力将手稿刊行流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聊斋志异》手稿同蒲氏其他一些手稿一直深扃严藏于淄川城内玉英街蒲氏家祠。此间曾有康熙年间抄本、雍正末年抄本、乾隆十六年历城张希杰铸雪斋抄本、乾隆年间二十四卷抄本、乾隆年间黄炎熙选抄本等见诸于世。直至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始有山东莱阳赵起杲“青柯亭本”问世,是为《聊斋志异》最早的刻本。


大约在清代咸丰年间,蒲氏七世孙蒲价人在山东淄川老家于家族间因子女过嗣,引起了纠纷,第二天, 携家远走东北,定居沈阳。随行除带有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及《聊斋杂记》手稿外,尚有《聊斋行乐图》一卷。同治八年(1869年),辽宁庄河刘滋桂随其父至沈阳读书,与蒲价人相识,得知家藏先祖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曾借回一阅,其父就青柯亭本《聊斋志异》与手稿本互校,将刻本所遗漏的故事五十六则一一抄录下来。民国三年(1914年),刘滋桂将四十五年前由蒲价人家藏蒲氏手稿中辑录的五十六篇故事,编辑成《聊斋志异逸编》二卷。他在序言中说:“同治已巳,先君需次教职,携桂至沈阳读书,有淄川蒲留仙七世孙蒲价人硕庵氏,精日者术(精通占候卜筮),出其家藏《聊斋志异》原稿二十余册,卷皮磨损。先君批阅,有未经锓梓者五十六条,按条录竣,重为装潢璧还。维时桂甫成童,迄今阅五十载矣”。后来,蒲价人恐手稿年久损散,故其改装为四函八册,恢复了本来面目。由于当时沈阳装裱技术很一般,装工不慎,在装订时,竞将手稿上端裁切过多,致使书中三十一处蒲氏手录王士祯眉评及佚名校语,除两处十二行无损外,其余二十九处、八十六行,每行均裁落一二字,实在可惜。此后, 蒲价人将手稿传其子蒲英灏,而将《聊斋行乐图》传其子蒲英芳,后由蒲英芳变卖(据蒲文珊回忆,曾听袁金铠言,这幅《聊斋行乐图》为伪满沈阳税务监督署长王家鼐所得)。


二、碍长官情面手稿失半部


光绪二十年(1894年),蒲英灏来沈阳,供职于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幕府,任哨官帮统兼任营务处交涉局、筹济局委员等职。依克唐阿得知蒲英灏系蒲松龄后裔,并藏有《聊斋志异》手稿,大喜过望,于是乎商请借阅。英灏碍于上下级间的情面,不愿因此伤了和气,便藏了一分心眼,先以半部两函四册借之,阅毕又以另半部相换。恰逢此时,英灏被调守西丰清原一带的大围场,而依克唐阿也遇事进京,继而不幸染疾病逝,那半部手稿从此再无音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北平晨报》曾报道过“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图书馆藏有蒲留仙《聊斋志异》原稿四十六卷”。同时,《盛京时报》亦以“《聊斋志异》原稿本在苏联保存”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报道说:“伯力(俄罗斯在中国外东北地区最高行政机关和边疆区首府所在地)函云: 苏联学术院远东分院图书馆搜集得世界名贵作品多种,对于搜集中国古代原稿著作,尤特别注意。已经搜得之名贵作品为《聊斋志异》四十六卷之原稿本。此书计有空想之志异小说及物语数百篇……”因无人亲睹, 故不知报道中所言之“四十六卷原稿本”是否遗失之蒲松龄《聊斋志异》半部手稿,或其他传抄本。估计为遗失之半部手稿的可能性不大。


三、恪守先祖遗训贫不卖书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蒲英灏奉命带队镇守西丰, 家眷亦随迁至此。英灏在解职归家后,居住西丰县城,偶尔会与人谈及“家中藏有当日改削七才原稿四部(四册)”,却不轻示人。据蒲文珊回忆:“余下的这半部手稿,曾被一个不争气的家兄偷出,准备卖给商务印书馆,父亲发现后追回”。英灏去世前,弥留之际,亲手将手稿传给了第五子蒲文珊,嘱诫其无论如何也要保存好祖先的手稿。


当年,蒲松龄先生在修纂家谱时,曾为子孙编制了谱系命名用字(字辈歌),共三十二世。按谱系命名“竹立一庭,上国人英;文章显业,忠厚家声;门多贤哲,代有公卿;庆延宗绪,万叶长荣”的排列,至蒲文珊的“文”字辈,刚好是第九世。


蒲文珊是个读书人,对手稿的珍视程度甚于先父英灏。为保存好手稿,他在住房的西山墙外盖了一间小房,屋内用土墙隔成前后两部分,后面(北面)的暗室部分较小,开一小门连通自己住的西屋北炕。他将手稿置于一特制的朱漆木匣中,存放在暗室中,炕上置一木柜,刚好挡在门上,非常安全。他除春夏之际适时将手稿拿出通风外,平素决不轻易打开,即便是自己的亲生儿女也不是能够轻易看到的。


蒲文珊不仅对聊斋手稿倍加珍视,对聊斋故事也十分喜爱。他在给孩子们讲解《古文观止》时,还把聊斋故事后的“异史氏曰”抄录出来给孩子们讲解,要他们背诵;还经常给孩子们讲述《狼》《续黄梁》等一些脍炙人口、立意分明的故事,告诉他们《聊斋志异》中的很多故事都是借鬼狐来讽刺封建社会,咒骂封建制度的,教育子女了解历史,懂得敬畏祖先。



民国二十年(1931年)初,伪奉天省长袁金铠从西丰县长冯广民处得知蒲文珊家有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便与蒲文珊商借,意欲选印。其目的正如他自己所云:“以寄售为主,赠人为次”。蒲文珊因再三推辞不过,对袁的做法又不甚放心,便亲自带着手稿到省城,面交袁金铠。时隔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选印手稿之事一度搁置。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六月,袁金铠方复兴此事,请遵化史锡华总司选印校勘之务,选择手稿中改削较多,并有王士祯评注,以及能校勘传本中字句讹误脱落者一十四篇;又选传世刻本遗漏者十篇,计二十四篇、四十四页,由西丰县一些名流、乡绅出钱,耗资千余元,用珂罗版影印,题名为《选印聊斋志异原稿》,后附史锡华撰《校勘记》一卷。九月选印完毕,曾送蒲文珊七十册,以为馈赠及存念之用。


当时已充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参议兼国立奉天图书馆馆长的袁金铠(是时因公务暂驻伪满益发合银行),曾有意由银行出钱,收买半部手稿。蒲文珊闻讯后,甚为着急。他深知,如出卖了手稿,虽可获得一笔巨款,也可借机攀附权贵,走上仕途,但却辜负了祖先的重托,也会遭到同族和子孙的唾骂;反之,如不答应出卖手稿,打击、迫害也是会接踵而至的。然而,他想到了祖宗的业绩, 想到了先父的遗训,毅然回绝了袁金铠。他在致袁的信中说:“昔,家大父由淄川来奉,携十世祖(九世祖之误)留仙公遗墨甚夥,惜半烬于火,半为叔辈私售外人,仅此《志异》原稿幸存。虽有欲购者,但贫不卖书,古训昭然,又何忍负先世保存苦心也!”态度明确而决绝,正气凛然,掷地有声。就是袁金铠看后也不得不承认蒲文珊的一席话“卓有见地,生人钦敬”。但他又不情愿就此甘休,至使手稿存放于银行很长一段时间,迟迟不予归还。其间,曾有日寇望月纯一郎、驻西丰日领馆主任参山仓桥、汉奸陈艺等垂涎于手稿,威胁利诱,先后通过在西丰县长冯广民之后继任县长的袁庆泽(袁金铠之子)告知蒲文珊,愿出重金购买手稿,均遭蒲文珊回绝。蒲文珊认为,把手稿卖给他们,就等于拱手送给了日寇,自己从此也就成了出卖先祖的罪人,更对不起国人。


也正是由于蒲文珊没有趋附于权势,没有将祖传手稿拱手于汉奸,不久便丢掉了曾充任数年的西丰县立图书馆馆长职务,失业半年后才勉强找到了一个差事,在西丰县康生医院(专忌鸦片的医院)担任了普通的事务员。西丰县立医院成立后,他又在县立医院做事务员、事务长,负责总务工作。“八·一五”光复后,他先后在西丰县北沟小学及西丰县中学任主任教师,坎坷之中度过了中年。


四、由国家保存乃最好归宿



1947年冬,西丰县土改。蒲文珊因此前置买过一块贫瘠的山荒地,其中一年雇了短工,虽未获利,但在当时而言就算是有了剥削行为。因而,在土改分浮财时,蒲文珊部分家产被收存,《聊斋志异》半部手稿也在其中,被一同置于元宝沟村农会。很凑巧,适逢平素喜欢读书的县土改工作队负责人、县委秘书刘伯涛(后任县长、县委书记)检查工作,看到了堆放于农会墙角的一些书籍,无意中发现了两册手稿,经翻阅后,见手稿用几种字体抄写(指别人代抄的部分),又有朱笔圈点,内容似是聊斋故事,认为可能是珍本。刘伯涛于是找到了1933年由史锡华总司校勘的影印《聊斋志异原稿》,将手中的两册手稿与影印本原稿仔细核对,发现不仅笔迹完全一致,而且影印本所选一些篇章都出自手中的两册手稿,认为很可能是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的原稿本,立即向组织上作了汇报。


与此同时,刘伯涛请来几位老教师座谈,并去县公安局查询,得知住在本县、曾任西丰县立图书馆馆长的蒲文珊是蒲松龄的九世孙。他立即奔赴元宝沟村,将堆在农会的那几袋旧书搬到院内,翻查是否还有散落的原稿。一位老农见此情形上前问道:“你们这是找啥呀?”刘伯涛随口说:“聊斋志异”。老农手一拍,“我知道!在我家住的那个工作队姓王的女同志,晚上总点着灯看书,说是《聊斋》。” 刘伯涛喜出望外地问:“几本书?什么样?”“两本,蓝色旧布皮,头些日子王同志调回哈尔滨了。”老农说的那位女干部正是已经调往哈尔滨工作的王慎之女士。于是刘伯涛连夜给辽东省政府写了一封信:“《聊斋志异》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原稿保存至今已有二百多年历史,现落在西丰县。土改时发现两函四部,被工作队王慎之同志带到哈尔滨一函两部。因不知王慎之在哈尔滨的工作单位,无法索要,请求组织协助找到王慎之,把原书要回,归还西丰县。”


信发出五个月后,刘伯涛收到了两册从哈尔滨寄来的《聊斋志异》原稿。他欣喜地将先前发现的两册拿来对照:大小一样,布皮一样,字迹一样。


1950年,蒲文珊毅然向国家捐献了《聊斋志异》半部手稿,由西丰县委会转交辽东省文教厅。辽东省文教厅为此给西丰县政府出具收据:“兹收到西丰县委会交来蒲松龄《聊斋志异》原稿两函计四册(中间有残缺),已交东北文化部文物处。此据”。之后,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处给西丰县人民政府发函:“你县蒲氏家藏聊斋志异原稿,已由辽东省文教厅转来我处,经鉴定确系真迹,唯关于此项文物之奖励办法,须征求你县意见:如系土改中没收地主之物,则不能适用奖励办法;若确系物主自愿捐献归公者,本处可以呈请政府予以物质及名誉上之奖励,请你县提出意见,以凭处理。物主之姓名及现在职业,亦请一并见告为荷”。尔后几经往复,东北人民政府对蒲文珊的爱国义举给予了表彰,同时为了照顾蒲文珊的生活,奖励其人民币五百万元(老人民币,折合现人民币500元)。


对此,蒲文珊深为感动,又将藏于亲属处的《聊斋杂记》手稿捐献出来,并专门致书刘伯涛同志:“正当抗美援朝争取和平的狂潮中,国家需款正急的时期,拨出这笔巨款,来奖励我,来补助我的生活,实在是深可感激的。同时也可以见到政府对艺术的爱好和国粹保管的热心,无微不至,确是过去各时代所不及。并证明了共产党是建设的,是注重实际的;不是破坏的,不是虚伪的。可惜我对革命的认识实在不够。我今后要立志,对革命著作多读多看多学习,要追随我的儿女一起,立在革命战线上,为人民努力”。


在后来的日子里,蒲文珊也时常向子女谈起多年来为保存聊斋手稿所担的风险,认为自己伪满时没有屈服于日寇和袁金铠等人的威胁利诱,使手稿得以安全保存至今,对得起祖先,没有辜负先父的信任,是值得自己骄傲的。如今手稿能交给自己的国家保存,是物得其所,是手稿的真正归宿,这不仅是先祖蒲松龄的幸运,也是蒲氏族人的光荣;否则放在个人手中保存,万一出现差错,将终生遗憾。尽管后来曾听到一些亲属的埋怨,但毕竞心中是坦然的、无愧的,从此了却一件心事。


为了帮助有关方面了解手稿,蒲文珊于1951年4月26日,撰写了一份书面材料,扼要介绍了聊斋手稿的有关情况。


五、贵为“镇馆之宝”名副其实


1951年春,接收聊斋手稿的辽东省政府文教厅将手稿上交东北文化部,由东北文化部文物处杨仁恺同志亲去丹东(辽东省人民政府所在地)将手稿取回,并对半部手稿进行了研究。之后,写出了《聊斋志异原稿研究》一书。


同年秋,东北文化部文物处将两部手稿交由周福成老师傅重新托裱,宣纸加衬, 做“金镶玉”装,并用蓝绢皮、绢包角重为装订。装裱时《聊斋志异》半部手稿还比较完整,而《聊斋杂记》已成了一个“烂本子”,四角磨成了椭圆形, 几乎一翻即碎,但还是装成册的。重新修补及装订后,由于加衬,手稿的厚度增加了一倍。因此,《聊斋志异》半部手稿由原四册改装为八册,用六色博古锦套分装两函。《聊斋杂记》则由原一册分为上下两册,一并移交东北图书馆(现辽宁省图书馆)珍藏。


现存《聊斋志异》半部手稿用竹纸抄写,共四百叶,纸质已陈旧发脆。其行款与蒲松龄所著《聊斋文集》《聊斋诗集》等现存手稿基本一致,均为半叶九行,行二十七至三十字不等。除卷前高珩、唐梦赉两篇序文及康熙己未(1679年)蒲氏《聊斋自志》外,共收文二百三十七篇。其中“猪婆龙”一篇重文,“犬姦”“ 牛同人”“吴门画工” 等二十五篇为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赵起杲青柯亭本所漏刻。二百三十七篇中,除“库官”“ 酆都御史”“龙无目” 等二十二篇及“双灯”“ 捉鬼射狐”等九篇分别为他人代抄外,其余二百零六篇均系蒲氏本人手迹。他人代抄部分,经蒲氏亲手改削较多,有的整句成行甚至整段的删改。蒲氏亲笔抄写部分,则是边改边抄,字迹干净,极少涂抹;加之书中眉栏上及各篇正文后间有蒲氏手录王士祯评语,说明了现存半部手稿系蒲氏清稿本(定稿本)。尤其珍贵的是,蒲氏《聊斋自志》后钤有“松龄”白文长方印一枚,是为蒲氏手稿不可多得的佐证。同时, 由于这方印章已多年失传,印记本身的价值也就更为突出了。


关于半部手稿的册序问题,多年来一直延续“上半部”的提法。80年代初,我在完成外围考察的基础上,查阅核对了多种《聊斋志异》刻本、抄本,意外地发现了现存半部手稿系原全部八册手稿的一、三、四、七册,自此纠正了多年来学界包括蒲氏后人一直沿用的“上半部”之说,准确的提法应为“半部”。


两部聊斋手稿经历了二百数十年的坎坷磨难后,终能入藏国家之图书馆,实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尽管到目前为止,已有近十种蒲松龄手稿被陆续发现,但就篇幅而言,《聊斋志异》及《聊斋杂记》两部手稿远远超过了蒲氏其他存世手稿的总和,其文物价值和文学价值更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手稿的价值还远不止于此。由于《聊斋志异》自成书以来,各种传抄、刻印、影印及中外译本多不胜数,故辗转传抄以致文字讹缺、故事遗漏,避清廷文字狱以至内容上的篡改及篇章的删节,贻误至今者甚多。因而,《聊斋志异》半部手稿的存在,对于补正、校订世间传本之讹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手稿的存在,特别是我们通过对两部聊斋手稿的整理,更进一步看到了蒲松龄先生高超的文学艺术修养、渊博的知识和广泛的兴趣爱好,及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所反映的思想倾向。更重要的是,蒲氏手稿的存在,对于进一步继承、发掘、弘扬中华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83年8月,时逢辽宁省图书馆庆祝开馆三十五周年之际,我撰写了《蒲松龄聊斋志异原稿的流传及入藏经过》一文,除入选《辽宁省图书馆建馆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外,还同时寄给了沈阳日报编辑部,很快得到了回复。万泉版的编辑赵立军和我沟通,文字要压缩在1500字以内,我“谨遵医嘱”。可等到8月25日文章发表后,我拿到报纸立时傻了眼,编辑竟然没和我打招呼,把原标题改为副标题,取而代之的是赫然醒目的六个黑体大字“辽图镇馆之宝”。天哪,这在当时我的眼里简直是哗众取宠,图书馆的一些人似乎对我也有了异样的眼神。我因此和编辑赵立军电话中理论了一番,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不满。编辑是怎么回答的我已记不清了,只知道从沈阳日报万泉版刊登我的文章起,《聊斋志异》半部手稿才有了“镇馆之宝”的美誉和代名词,一直延续至今,竟然没有任何人对此提出过异议,看来我即是坐井观天,也是杞人忧天了。后来我慢慢认识到了,编辑的作法是对的,《聊斋志异》手稿作为辽图镇馆之宝当之无愧!自然,我也和编辑赵立军成为了挚友。这多年来,省图书馆每每有大型古籍展览,均少不了《聊斋志异》手稿;每每有国家领导人或省领导视察,也均无一例外地要亲眼见识一下这举世无双的“镇馆之宝”。


六、稀世珍品终得发扬光大


1952年,《聊斋志异》半部手稿曾送交中央文化部,并一度入藏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手稿中唐梦赍“聊斋志异序”下方及第五册后钤盖的“北京图书馆藏”朱文方印即是佐证。


1955年1月,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需要,文学古籍刊行社启动了“重印文学古籍”工作,并确定了三条选印标准:一是流传最广而为世人所熟知的优秀作家的专集或别集,优秀的选集或总集;二是能代表一时代文学的特色和流派、能反映一时代的社会面貌与人民生活的各种著作;三是具有参考、研究价值,而流传极少的孤本和珍本。《聊斋志异》半部手稿当然地被列为出版对象。蒲文珊知道此事后,高兴万分,认为这是国家和政府的重视,倘若手稿真能化一千百,则是祖先和族人莫大的荣幸和光彩,自己为此付出的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也是微不足道的。


1955年8月份,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了《聊斋志异》半部手稿。这次影印出版,在卷首增加了目录,并依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乾隆间抄本和王利器同志藏青柯亭刻本补录了有关篇章,作为四册手稿影印本的辅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手稿的缺憾。在制版时,对底片作了修版技术处理,因此影印后的书页白纸黑字,对比鲜明,没有了手稿因年久蜕化而纸质发黄的痕迹。在装帧上,仍尊手稿原制,以线装书形式呈现。文学古籍刊行社的这个影印本,可以说是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传世以来最早由国家出版的,也是影印本中最为完整的一个本子。


1956年,我国现代著名小说家王统照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有关蒲松龄的几则琐谈”一文,蒲文珊看到后,立即致书人民日报社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聊斋志异》半部手稿的情况。他在信中说:


王统照先生所写的“有关蒲松龄的几则琐谈”,我看到了,使我知道了很多关于我先祖的事迹,并使先祖的遗墨增光不少,深为感激。


但所谈到的那上半部聊斋原稿,是解放后我在辽宁西丰县的时候,交由刘伯涛县长送交中央文化部的。


这部原稿全八厚册,是由零篇重新整理装订的。由我先祖蒲价人从山东原籍带到沈阳,同时尚有最可宝贵的一卷“聊斋行乐图”,长六丈的巨幅,由先叔父英芳廉价售出。后来听说这幅巨画为伪满沈阳税务监督署长王家鼐所得, 倘由政府大力找到王家鼐的后人,谅不难得到。


这上半部原稿由先父交由我手保管,已有三十余年,中间经日人和汉奸袁金铠、陈淑六(陈艺)等威胁利诱,始终未被夺去,现归我政府来保管,实在是这半部原稿的幸运, 也是鄙人的幸运……。


当人民日报社将此信转达王统照先生后,王统照即刻复函蒲文珊:


读过您这封如何把现已影印的上半部《聊斋志异》原稿献于政府的经过,至为欣慰! 我想这也是关心蒲松龄先生著作的同仁愿闻知的。您从家传的保管中,卫护这上半部原稿三十多年,没在敌伪时期失落或被迫夺,终于与世相见,这不但是您的“幸运”,而您对于先人的宝贵手稿的爱重也值得大家感激。


1956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同时刊登了这两封信。


七、手稿捐献者的些许遗憾


此后一段时间内,蒲文珊一直寄居北京。十年动乱期间, 蒲文珊先生与所有受害者一样,没能幸免厄运。这时,他已与支援包钢建设的大儿子蒲惠章(时任包钢设计院副总工程师)一同移居内蒙古包头市。


在《聊斋志异》半部手稿捐献后的二十余年间,蒲文珊先生曾先后看到了一些有关介绍《聊斋志异》半部手稿的文章,其中有的文章是尊重事实的,而有些文章则是道听途说,不仅史料不足,事实模糊,甚至与事实相悖;更主要的是有的学者和媒体竟然不顾史实及背景,而简单、孤立地谈论“手稿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由谁来发现的”等问题。忽视并埋没了手稿保存及捐献者的付出与功绩,损害了捐献者及其家族的名誉。对此,蒲文珊感到非常遗憾,当然也不乏愤怨之情。他曾几次想写一点东西来澄清一些问题。然而,迫于动乱年代的政治压力,子女们息事宁人的劝阻,因此一直没有动笔。直至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11月份,方才应有关同志的请求,写了一份题为“有关聊斋手稿保存经过”的材料。这时的他已是83岁的老人了,尽管握笔的颤抖之手已显力不从心,但还是坚持写完平生最后一份有关手稿情况的说明材料。在材料的结尾,他表达了自己的诉求:


“我有个愿望不知能否在此提出,请协助我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即我希望能够得到两部新版《聊斋志异》影印本,因为我家原存一些书籍五〇年全被大水冲走了,很久就想买一套始终没有买到。最近我的女儿到抚顺去探望刘伯涛书记,在他家看到了原稿影印本,我不知他是从哪里要到的,现在不知能否给我寄来几页原稿的影印本,叫我再看一眼我曾保存过的底稿并能传示子孙以作纪念。我希望手稿保存单位能够承认手稿是由我献给国家的,是由我们家族献给国家的。因为只有承认这一历史事实,才能很好地回答问题。”最后说道:“我现在身体很虚弱,一天不如一天,不行了。我热切希望能满足我这一愿望”。遗憾的是,这份材料写出后不知什么原因,并没有得到回复,他所提出的诉求也没有得到落实。1982年末,蒲文珊先生带着这些遗憾长辞于世,享年87岁。


八、蒲文珊先生可以安息了


1983年,在省图书馆纪念建馆三十五周年之际,首次举办了“馆藏善本展览”,珍藏多年的《聊斋志异》半部手稿终得面世,一展雍容华彩。当应邀前来参观的蒲文珊先生的女儿蒲延章老师(是时在沈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我一直尊称他为老师)看到阔别已久,经重新装裱,保存完好的先祖遗物时,激动万分,当即提笔在留言簿上端端正正写下了“感谢为保存聊斋原稿辛勤工作的省馆同志”一行大字,以此表达对先祖的思念及对手稿保护单位和为保存手稿付出艰辛的同志们的感戴之情。


1987年4月,辽沈书社将蒲松龄的另一部手稿《聊斋杂记》影印出版,由扬州市邗江古籍印刷厂印制,线装锦函。应出版社之邀,我为其撰写了五千言的出版说明,出版社特赠送我一套影印出版的《聊斋杂记》,为此我专门复印一部,做成线装,送给了蒲延章老师,以为留念。


2001年底,蒲延章老师给省文化厅来函,希望政府文化部门能够补发一个当年先父蒲文珊捐献手稿的荣誉证书。当时已在省文化厅社会文化处任处长的我,立即以书面形式请示了时任文化厅负责人的刘效炎和主管副厅长刘文艳同志,内容为:“蒲延章来函所述情况属实。省图书馆现藏清代文学家蒲松龄《聊斋志异》半部手稿及《聊斋杂记》手稿确系1950年由蒲松龄九世孙蒲文珊捐献给政府的(经西丰县政府交辽东省政府转交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后入藏辽宁省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当时,由于蒲文珊所处境遇,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东北人民政府奖励蒲文珊人民币500万元(合新人民币500元),并给西丰县政府开具了收据。迄今为止,蒲松龄后人捐献《聊斋志异》手稿、由省图书馆收藏已50年了,尽管捐献时是有一定背景的,但多年来蒲文珊及其子女未提出任何异议,其爱国精神及豁达品格可见一斑。今提出补发一个捐献证书,我认为可以考虑,以使她们在心理上得到安慰和满足”。我的请示立即得到了两位领导的认同与批准,仍由我起草了荣誉证书,省文化厅盖章,补发给蒲文珊的女儿蒲延章。内容是这样的:“蒲文珊先生于1950年向政府捐赠了其祖先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半部手稿及《聊斋杂记》(后拟名)手稿,由辽宁省图书馆保存。此举深明大义,感人至深,得到了政府的褒奖。现补发此证,以为捐献凭证及纪念”。我想,省文化厅补发的证书尽管区区几行字,对一个部门而言也是举手之劳,但它却是对爱国奉献精神的弘扬,是对蒲氏后人及蒲文珊先生在天之灵的抚慰。


2012年,为发掘弘扬我国优秀文化遗产,辽宁省图书馆商上海古籍出版社,将馆藏蒲松龄《聊斋志异》半部手稿用仿真技术影印出版。此次影印,整书材质、书页颜色、装帧形式均与原稿保持了高度一致,仍为四孔线装,蓝绢包皮,六色博古图纹锦函,称得上高仿。事毕,省图书馆专门赠送蒲延章老师一部,也算圆了已故蒲文珊先生的一个梦想。


九、他们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2003年时,蒲延章老师和她的老伴郭先生专程来文化厅找我,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包当年他父亲捐献手稿时的相关原始材料和实物,都是用宣纸和锦绫镶裱过的,委托我代为保存,有机会时捐献给省图书馆。


我仔细翻看后心头不觉一震,脱口说道“太珍贵了!从来没见过”。蒲老师于是向我讲述了这些珍贵文献的来历:“这些资料都是住在抚顺的刘伯涛先生珍藏的。当年我父亲捐献手稿前,刘伯涛正好在西丰县任县委秘书、土改工作队队长,也是最早发现手稿的人。因此后来捐献手稿的上传下达,与辽东省政府及东北文化部文物处有关同志的联系都是他一人经办的,而我父亲也主要是与他联系。这么多年来,这批珍贵资料一直秘藏于刘伯涛先生手中,旁人很难看到。前不久,刘伯涛先生去世,他的儿子拿着这些东西去了辽宁省图书馆,想要卖几个钱,结果双方未能达成一致,他又着急用钱,就来找我。我一看这些东西,有些是我父亲写的,有些是捐献时往来信函,保存了五十多年,太珍贵了。我当时看到这些东西,就好像看到了我的父亲,绝不能让这些东西流失到社会上,因此二话没说,就买了下来”。


听完蒲老师传奇般的故事,我不觉肃然起敬。她们老两口这是用自己的退休金从资料保存人后代手中买下了这批珍贵资料,这是一种情怀、一种境界,更是一份责任担当。因为她们的举动,这批珍贵资料才没有流散出去,才没有遭遇到与当年《聊斋志异》手稿同样的厄运。受蒲老师的感召,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也在我心底升腾了起来。我含着眼泪向她们承诺:第一,我保证做到一件不会缺失和损坏;第二,我绝不会外泄这些资料的内容,更不会利用这些鲜为人知的资料获取半点个人声名;第三,时机成熟时一定帮助他们完成捐献给省图书馆的夙愿,与《聊斋志异》手稿合二为一。多少有点遗憾的是,这些珍贵资料在我这里保存了整整十年,也让蒲延章老师等了整整十年。十年后的2013年2月,我终于帮助蒲老师了却了这桩心愿,我的心中也轻松了许多。遗憾的是,他的老伴郭先生没有能看到这一天。


这部分资料大多是当年的原始材料,都是用宣纸和绫托裱过的,极其珍贵,包括:
——1951年辽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给西丰县委会的收据;
——1951年辽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接收《聊斋志异》半部手稿的收据;
——1951年东北人民政府接收《聊斋志异》半部手稿的收据;
——1951年4月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处给西丰县人民政府的函;
——1951年蒲文珊给刘伯涛同志的信;
——1951年4月应东北文化部文物处之邀蒲文珊撰写的《聊斋志异》手稿保存经过;
——1955年10月光明日报社给刘伯涛同志的复函;
——1955年11月文学古籍刊行社给刘伯涛的复函;
——东北文化部文物处负责人王修给刘伯涛的信(2封);
——蒲文珊1978年1月撰写的一份题为“有关聊斋手稿保存经过”的材料;
——蒲文珊撰《聊斋志异源流考》油印件;
——民国年间袁金铠请冯广民总司选印的《选印聊斋志异原稿》一册;
——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聊斋志异》原稿一部。


这些资料(两部影印本我让蒲老师带了回去,留作纪念,因为省图书馆都有收藏)大多是当年蒲文珊捐献《聊斋志异》手稿的原始见证,也是《聊斋志异》手稿的身份证明,具有唯一性,尘封于密室五十余年后,方才揭开神秘的面纱,弥足珍贵。有趣的是,其中有两封信函就解开了70年代末蒲文珊先生关于“我不知刘伯涛书记家原稿影印本是从哪里要到的”这一谜团。从信函中得知:1955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聊斋志异》半部手稿时,光明日报曾刊发消息。当时已任西丰县委书记的刘伯涛致函光明日报社,请求能帮助协调得到一套影印本,以为留念。1955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社复函刘伯涛,告知已将来函转给文学古籍刊行社处理。11月份,文学古籍刊行社给刘伯涛发函,肯定其发现半部手稿的功绩,并云“送上影印本一部,以留念”。当时并没有哪个部门或哪个人关注捐献手稿的蒲文珊是否也应该得到一部影印本留作纪念。同样的原因,后来有些文章在叙述当时手稿发现经过时,只提到发现者刘伯涛的功绩,而只字未提捐献者的功绩,这也是蒲氏后人多年来始终不能平复的一件事情。


2013年2月初,经我的协调,年愈82岁的蒲延章老师将委托我珍藏了十年的这批珍贵史料捐献给了辽宁省图书馆。


省图书馆馆长王筱雯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专门策划了一个小小的捐献座谈会,并请辽宁日报记者撰写并发表了专访文章。座谈中,蒲延章老师发自内心地说了这样一段话:“这些史料来之不易,自己一直有心愿将其捐献给国家,但之前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十年前,自己患有脑萎缩,担心健康原因有一天办不了这件事,于是将这些资料交给自己非常信任的朋友、曾多年从事《聊斋志异》手稿研究、当时在省文化厅工作的康尔平保管。多年的接触,我对康尔平同志的为人相当信任。而之所以我一直想要将这份资料捐给省图书馆,就是源于我父亲的切身体验。《聊斋志异》手稿本可以说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但不仅仅是由于天灾人祸、就是手稿自身也由于年代久远在不断老化粉蚀。作为蒲氏后人,我们越来越深地感受到,只有捐给国家,才有这么好的保存环境和这么多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它们才能保存得足够长久,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次能将这些资料再次捐给省图书馆,也可以说是物有所归。作为蒲氏后人,我觉得这也是先祖的信任,我的光荣。当年对手稿的来源也是众说纷纭,这些年有人为这件事情无端炒作,我也很苦恼。我父亲当年为了保存手稿历尽沧桑,可是说是拼了命去守护,也落了很多委屈。今天这些史料可以说让我父亲当年的捐献行为证据确凿,我的心也坦然了,觉得自己对得起祖宗。”


谈及这些史料入藏辽宁省图书馆的意义和价值,馆长王筱雯说:“蒲延章老师能够将这些珍贵的资料捐献给省图书馆,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公益行为,让我们看到了无私奉献的高风亮节在蒲家两代人身上的延续与传承,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楷模。这些珍贵史料能够入藏辽宁省图书馆,作为《聊斋志异》手稿本捐献历史过程的重要佐证材料,使《聊斋志异》手稿流传情况更加明晰了,实在是一件功德圆满的大喜事。省图书馆一定会将其与《聊斋志异》手稿一同妥为珍藏,并认真做好整理开发工作,不负蒲家两代人的公益之心。”


十、后记


1979年5月,我由昭盟赤峰县委宣传部调入辽宁省图书馆,在古籍部善本组工作,当时24岁。最初的几年,部主任以我是党员为由,安排我专司善本书库管理,与12万册善本书打交道,这便使我有了经常接触蒲松龄《聊斋志异》半部手稿的机会,而且称得上得天独厚。兴趣使然,我自1982年开始,就有关手稿流传的一些疑问,先后赴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图书馆、山东淄川蒲家庄、淄川蒲松龄纪念馆,知晓了蒲松龄的生平与逸闻轶事,见识了蒲松龄文集、诗集等手稿的真面目;继而先后走访了移居西安的知情者、原东北文化部文物处处长王修先生及当时接收手稿的文物处杨仁恺先生,了解相关接收情况;先后走访了居住沈阳市及西丰县郜家店的蒲氏后代蒲延章、蒲庆章等人,了解《聊斋志异》手稿的相关流传情况;同时,查阅了大量图书、县志及相关史料。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先后撰写并发表了数篇有关《聊斋志异》《聊斋杂记》两部手稿流传及学术考证文章,旨在对手稿的源流及有关问题作一尽可能趋于准确的叙述,得到了蒲学界的充分肯定。


1987年末,我就《聊斋志异》手稿的有关问题再次采访了蒲文珊的女儿蒲延章老师,这时她已是沈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副处级调研员了。从市委部门退休后,蒲老师一直没有离开沈阳,但由于为人处世的低调,很少在公开场合谈及自己的身世,更不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长谈之后,她意味深长地说:“作为蒲氏后代,看到今天国家对《聊斋志异》手稿的珍视,我们感到高兴,同时也有一种自豪感和荣誉感。然而,这只是一种内在的感觉而已。因为手稿毕竟是祖先的著作,只能说明祖先的历史与业绩,而不代表我们后辈的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和资格利用祖先在历史上的地位及遗留下来的声名炫耀自己,甚至沽名钓誉;更不想借祖先传下来的手稿向国家索取什么”。蒲老师的一席话感人肺腑,令人敬畏,何等宽阔的胸襟!


事实上,自1950年蒲文珊先生将两部聊斋手稿捐献给国家之后,近六十年来,曾先后有文章介绍并研究其源流情况。然而,由于手稿的秘藏及某些局限性,致使有些问题一直没有搞清,甚至以讹传讹。值得提及的是,有些文章在报道的过程中多侧重或过分渲染手稿是如何被发现的,而闭口不言蒲文珊先生向国家捐献手稿的义举;注重手稿发现过程的具体描述,忽视了蒲氏后代捐献义举的精神内涵。还有的文章投机取巧,用我早年发表过的文章删繁就简,改头换面,欺世盗名;甚至有的文章以讹传讹,歪曲事实,严重损伤了蒲氏后人的拳拳爱国之情。对此,无论是当年的蒲文珊先生,还是他的女儿蒲延章老师,心中均难免有几分怨愤与不平。有鉴于此,我撰写了上文,即算是对自己几十年前关于蒲松龄聊斋手稿研究成果的进一步完善,同时也是对蒲氏后人保护与捐献手稿做一个客观公正的评说,还可以说是为蒲氏后人讨回一个原本应有的公道。


应该说,聊斋手稿能够完好地保存至今,当归功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及为保护手稿做出贡献的人们;当然,我们更不应忘记曾保存手稿并将其捐献给国家的蒲氏后人。日月可鉴,自从当年蒲文珊先生向国家捐献聊斋手稿之后, 蒲氏后人从来没有向政府及有关单位提出过任何不合理要求。我不由得想起了蒲松龄为其后代编制的谱系命名:“竹立一庭, 上国人英;文章显业,忠厚家声……”已由其子孙发扬光大。


作者:康尔平,辽宁省文化厅原副巡视员、国家首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师资库入库教师、全国文化干部辽宁培训基地授课教师。早年从事古籍整理,之后从事公共文化管理与研究27年,多次担任文化部公共图书馆文化馆评估组成员。研究方向:古籍整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我国文化志愿服务的特征与制度设计研究、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与管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中的文化馆(站)管理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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