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的新媒体运营怎么做?

2017-08-16 11:52     阅览:639    评论:0   
编辑:资讯编辑    原创作者:墨笺楼   

 
  清代的民间报房主要集中在北京。它们的鼎盛时期在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这六朝。早在清代初年,北京城内就有以私人名义从事抄报活动的人。他们多数是衙门中的低级胥吏,本职工作之余,以刊刻抄发邸报作为自己的副业。

  直至清王朝覆灭,见于记载和有原报可查的北京民间报房,不下十余家。它们的名号是:聚兴、聚升、合成、杜记、集文、同顺、天华、公兴、聚恒、洪兴、永兴、同文、信义、连升等,其中以聚兴、公兴两家开业最早,都创办于咸丰年间。两家报房中又以聚兴报房的历史为最长,从咸丰年间开张,直到民国十年(1921年)还坚持营业,持续的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

  从乾隆、嘉庆到光绪、宣统,各时期,北京报房的数量时有消长,多的时候有五六家,少的时候只剩下两三家。它们之间还有类似明代抄报行那样的行会组织,共同维护行业的利益和协调同行间经营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大部分报房都设在正阳门外大街西侧的一些小胡同里,如同顺报房在百顺胡同,聚兴报房在铁老鹳庙胡同(今铁鸟胡同)。以设在铁老鹳庙胡同附近的为最多。铁老鹳庙那一带因此成为清末民间报房报纸发行活动中心。
  
清代民间报房所出的报纸,通称京报,这些报房因而也被称为京报房。在部分读者中,京报房所出的京报偶尔也被混称为邸抄或邸报。

  乾隆、嘉庆等朝民间报房所出的报纸,一般没有报头,没有封面。每天一期,每期一册,每册4~10页不等,每页长宽约为24公分×18公分,每册第一页的第一行印有出版时间。版心部分印有“题奏事件”四个字。每册第一页和最后一页的空白处都印有报房的堂名。这大约就是所谓“白本报”的一般模式。早期的官报和民间报房所出的报纸,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同治以后各朝,民间报房所出报纸,在形式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一是普遍地加上了封面。大部分的封面使用黄色连史纸。这大约就是黄皮报房、黄皮京报这些名称的由来。其二是普遍地有了报头。报头通常为“京报”两个字。用刻有这两个字的木戳,蘸上红色的颜料,盖在封面的左上角,非常醒目。封面的右下角则通常盖有××报房的名戳,也是用红色颜料,同样很醒目。少部分不用黄纸作封面的,则在白色的封面上加印“一品当朝”、“指日高升”、“天官赐福”、“加官晋禄”等红色图案,把“京报”这两个字和报房的名称也嵌在其中。此外,还有少部分报纸是将事先印好的“京报”两个字的标签,贴在封面的左上角当作报头的。

  京报一般一天一出。因为内阁发抄的时间在下午,出版的时间往往要拖到黄昏或晚上。春节前后的一个多月里,国制期内和重大新闻稿件不多的时候,也常常改出两日刊或多日刊。

  报房出版的京报,以营利为目的,报费是其主要进项。每月的报费,在白本报房时期,约为一两二钱。这是因为当时的京报是手抄的,抄工较贵。实行大量刻印以后,每月报费仅需二钱,后来调整到三百文,即每份十文。篇幅较小的,价钱递减。各报房收费的标准开始并不完全一致,后来逐渐统一。

  在经营的过程中,这种报纸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内容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上是官报的翻版。这也是清朝的封建统治者对它们的出版,采取宽容态度没有加以限制的一个原因。
  
《京报内容》:
京报的内容基本上是宫门钞、上谕和章奏等三大部分。

  宫门钞部分所发表的主要是当天上午或前一天的朝廷重大政事活动。包括召见军机,召见某官,某部引领官员若干人觐见,某人预备召见,王公、贝勒、贝子及尚书、侍郎等高级官员们的请安、请川、请假,奉派执行某项任务的大臣们的奏事和销差,臣僚们谢恩谢赏,一二品大员死后递遗折,某某衙门奏事,皇帝参加的各项典礼和祭祀活动,皇帝出巡、驻园、还宫,某衙门值日,换季换穿衣帽,旱年京师得雨几寸,各旗派员看箭,等等。多数都与皇帝有关。内容较庞杂,但文字极简略,基本上是一句话的新闻,类似新闻提要。

  上谕部分主要照发皇帝的某些谕旨,内容无所不包,以任免、申斥、褒奖、赏赐之类的居多。发表在这一部分的主要是单发的谕旨。属于批示性的谕旨,则一般放在章奏后面,随章奏一道发表。

  章奏部分所发表的主要是京中各衙门及各省督抚将军河督们的题奏。这些都是经过皇帝同意下阁发钞的。各处海关监督的奏折,以及亲信大臣们的密奏,则不能见报。所有章奏,一律照发原文。章奏后面的皇帝批示,如朕安、知道了、该部知道、该衙门议奏、著照所请、著照所讲、另有旨等,也照登不误。提到前面上谕部分发表的重要的批示,就注明“旨已录”,不再重复。多数章奏都在一期内登完。内容较重要,篇幅又较长的,有时也分刊于两期,未完的那一部分,在稿末加注“此稿未完”等四个字,以资识别。
除以上三部分外,京报上偶尔还刊登过文选单、武选单、鼎甲单和朝审犯人勾到单之类的稿件,为读者提供铨叙、科举和司法等方面的信息。

  《京报》新闻来源:

  京报的全部稿件都来自内阁和科抄,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也没有任何言论。编辑工作很简单,把收到的宫门钞、上谕、章奏大体分一下类,照发就行了。无须标点,也不加任何标题。

  各报房所出的京报因而大同小异。所异的,仅在上谕和章奏,特别是一般章奏的选择上。每天经内阁发抄的谕旨、章奏很多,京报的篇幅有限,无法全部容纳,只能适当选择。选哪些,不选哪些,各报房不尽一致,因而各家京报的内容,稍稍有所不同。

  这也是那么多家京报能够并存的一个原因。失去了这点微小的差别和与之相伴随的竞争,那么多的报房是很难维持的。

  《京报》读者:

  在近代化的报纸产生以前,京报是封建王朝的臣民们获知朝政和国家大事的主要信息来源。

  报房京报的读者,绝大部分仍然是朝野的官绅和士大夫知识分子。读者只能各取所需地从京报所提供的宫门钞、上谕、章奏等稿件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所关心的和感兴趣的各类消息。臣僚们的题奏,涉及的方面很广,为读者提供的信息也最多。不少内政、外交、经济、军事、天文、地理、机构调整、官员任免方面的消息和大量有关失火、盗窃、抢劫、越狱、凶手、*****以及各种灾异现象的社会新闻,都是读者们从大量的章奏中发掘出来的。京报并没有直接地报道这些新闻,而只是通过它们所刊载的谕旨和章奏,为读者提供了这些方面的新闻。
  
《南洋官报》是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初一,由设立于南京的南洋官报局出版的一份官报,与北方的《北洋官报》遥相呼应。《南洋官报》为书册装,每期约20页,初为双日刊,后又出过旬刊、五日刊、日刊等。
  
该报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各个方面。初期双日刊主要栏目有圣训、谕旨、著录文字、奏议录要、南洋公牍、学务要闻、时事汇录、西报丛译、商务专件等。圣训、谕旨栏目主要登载清皇帝列祖列宗的遗训和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的旨意,著录文字、奏议录要、南洋公牍一般登载地方人士呈部院大臣的文稿和政府各部门上呈下达的公文函件,学务要闻登载各地教育动态、教育章程、教材以及清政府有关教育方面的公文。
  
1907年3月23日,一份石印画报———《醒俗画报》在天津北马路启文西阅报社内创刊,后迁到城内鼓楼东大街。该报由普育女学创办人温世霖和私立第一中学堂(后改名为南开中学)英文教习吴芷洲共同发起创办,第一任主笔为陆辛农(笔名新农、醒农、馨农、文郁),慈惠寺小学堂长张绍山负责编辑文字。
《醒俗画报》使用单面有光的粉画纸和当时先进的石印技术,方形开本,每本十张折叠页,每页两面印刷,凡二十图,十天一期。
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市民小报,在第二期上,报人们旗帜鲜明地提出:“本馆同仁以唤醒国民、校正陋俗为宗旨。录事概用图说,以期人人易知易解。”
《醒俗画报》本身的规模并不甚大,所以诚邀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其中,“本馆访事人员无多,如有热心志士见有关乎风俗人心等事,请函致本馆,量事酬谢。”尽管人手不多,但是对稿件的质量要求却很高,“如有不合本馆宗旨及经本馆复查不实者概不登录”。这既是醒俗报人一贯追求的目标,也赢得了读者。
    
1908年5月4日,《醒俗画报》复更名为《醒华画报》,每月发行九期。在《醒华画报》第二期上报人曾就更名一事做出解释:“本报出版已届一年,猥蒙社会欢迎,并屡承指教。今自七十二期起,更名《醒华画报》……内容则大加改良,以期丰富。绘事务求精良,文字务求浅显。”

  1908年5月间,官场上爆出“美人贿赂案”的丑闻———段芝贵以伶人杨翠喜行贿慈禧太后宠臣载振,一时间在社会中闹得沸沸扬扬。画家张瘦虎遂以“愁父”为笔名,做讽刺画《升官图》投给《醒华画报》。因其幅巨大,特摹而印之。就在温世霖等人准备发行之际,却遭吴芷洲阻挠。温世霖与陆辛农愤而离去,与顾叔度另组《人镜画报》,《醒华画报》改由陈恭甫接办。5月16日,该刊增发双日刊《醒华日报》,后改为日刊。
10月30日,报馆迁至奥租界大马路(今建国道)。1910年8月,《醒华画报》与《醒华日报》合并,每月由发行九期改为十五期,逢双日出版。到1912年,《醒华画报》的日发行量达到1200份,在社会上拥有了一定的读者群。据考证,《醒华画报》大约于1913年1月(一六一八期)停刊。

  《醒俗画报》运营模式:

  《醒俗画报》创办于天津,却着眼于全国并积极开拓国外市场。这从该报在不同地区的发行价格中可见一斑:“本埠每月三本,铜元二十一枚。零售每本铜元七枚。外埠每月三本,大洋两角五分,全年三十五本,大洋两元五角。外国每月三本,大洋三角五分,全年三十五本,大洋三元五角。(邮费在内闰月加算)”

  《醒俗画报》的发行区域似乎并不狭窄,在很多地方都设有代派处,如天津乡祠前李茂林、闻元书局、华洋书庄、北京五城学堂张黼廷君、保定唐家胡同冯霭堂君、烟台天茂栈杨墨棠君、锦州隼丰盛、山海关信成源、营口卫生局、奉天财政处、河南陆军学堂温佩珊君、湖南袁兴盛袁茂亭君、张家口下堡大亨店、济南府和记、镇江福兴润信局、上海福兴润信局、杭州福兴润信局。

  为了扩大报馆的收入,《醒俗画报》像其他大众传媒一样也刊登一些广告或声明。“凡有欲登告白者,本馆概绘图注说,价值格外从廉,如欲登者,请至本馆账房面议。”具体说来,“刊登告白分作月季年三等。论月登,三次每月每字按一分核算;论季登九次每季每字按二分五厘核算;论年登三十五次每年每字按八分核算,遇闰加增,如若绘图按所占地位核算,以上刊资专指生意告白而言,此外有关毁誉并涉及词讼等事须我妥保,价目令议。无论本埠外埠刊资一概先付。”
由于受到读者的欢迎,《醒俗画报》也不断地改版、调整。它在创办之初为旬刊,是不规则32开折叠装订———每刊十幅图,二十页。封面绘有花卉,印有刊名、期数;封底有醒俗报馆的地址、电话号码;具体内容为一文一画,叙事与议论并举。自1907年7月14日出版的第十三期起,改为五日刊,并发表声明降低发行价格。“本馆自今春组织画报,颇蒙诸大君子不弃,销路甚广,今拟自六月起大加改良,五日出版一次,每月计六册,材料务取其丰,价值力求其广,定价每册铜元六枚。恐未周知,特此布闻。”

  《醒华日报》内容:

  这份在天津存在了大约六年的画报,虽然出版时间不算太长,但却见证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巨变———清王朝的覆灭,中华民国的建立,以及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社会、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变革。刊物一开始就有鲜明特色。它面向大众,内容全是图画新闻,大至时政要事,小到市井信息;识字者看字,不识字者看图,很象大本的“小人书”,物美而价廉,一时颇爱欢迎。故而很快就改为五天一期,一月六期。

  作为社会变迁的记录者和引领者之一,《醒俗画报》的内容极为丰富,从记录时事到针砭时弊,从宣传西方科学技术到介绍新奇事物及其变化,从阐释风俗含义到批判陈规陋习,几乎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留下了一幕幕清末民初天津乃至中国各地社会生活的鲜活场景,让处于失语状态的一些群体留下了可以被唤起的声音,让可能被淹没的一段历史留下了丹青的印记。丹青文墨,相得益彰。

  虽然从绘画技巧和画面的精美程度看,《醒俗画报》可能与上海的《点石斋画报》略有差距,但是那入木三分、犀利精辟的点评之语却是其他石版印刷画报难以望其项背的。尤其是它对官场弊端的猛烈抨击,更是一针见血、不留情面。这足以改变人们头脑中的那种“靠近统治中心的北方报业则较为谨慎或保守,即便是形式活泼的画报,也大多画一些政治性较弱的中外历史人物”的观念。实事求是地说,这也成为该画报的亮点之一。
《醒俗画报》无疑是一个难得的、珍贵的历史资料库,凝聚了报人们的心血与智慧。翻看着那一张又一张泛黄的浸透着历史沧桑的画报,报人们那份对生命的执著、对生活的希冀、对未来的热情、对社会的悲情、对民众的担忧,浸透其中,清晰可见。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许多有识之士都心怀“救亡图存”的宏愿,对各种社会弊端给予口诛笔伐。而这正反映出报人们“爱之深、责之切”的爱国热忱。另外,从画报的名称“醒俗”、“醒华”也可窥见报人们的拳拳之心。从办报者到主笔人,莫不以笔为器,以画为媒,大力提倡社会新风尚、新文明,激烈抨击社会旧风习、旧传统。报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联系社会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媒介。

  由清末到民初,中国的社会*****,政治软弱,外侮日切,一些有责任感的文化人便站出来,或兴办教育,或立坛宣讲,或创办报刊,主张铲除社会陋习与种种痼疾,开启民智,振兴中华。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不难看出《醒俗画报》中“醒俗”二字的立意了,那便是要把民众从习惯而不自觉的种种陋习中唤醒,承担起共同兴国的重任。

  《醒华画报》遭遇的挫折:

  《醒俗画报》具有很强的批评性,这是上海的《点石斋画报》所不具备的。它始自创刊,每期封面都是一幅“讽画”。用辛辣而幽默的笔法,鞭挞丑恶,抨击时弊,特别是直接针砭官场的种种*****,在当时是颇需要勇气和胆量的。这些直接介入生活与现实的办刊方针,贴近了百姓的所思所想,自然受到世人的欢迎。尤其当时“漫画”一词尚未流行,讽画应是最具时代精神的新型画种。
也正为此,《醒俗画报》经历了一次很大的挫折。1908年初夏,成亲王之子载振赴黑龙江视察而途经津门,天津南段警察局长段芝贵为了谋求黑龙江巡抚职务,用巨金买伶人杨翠喜向载振行贿。这桩“美人贿赂案”惊爆於世后,津门画家张瘦虎画了一幅讽画名为《升官图》——这应是中国漫画史第一幅反*****的漫画了。他投稿给《醒俗画报》,揭露这一丑闻。刊物的主办人吴子洲胆小怕事,阻挠这一图画新闻的发表,因之主笔陆辛农与另一刊物主办人温子英愤然而去。一时此事也成了新闻。

  后来,解体后的《醒俗画报》改名为《醒华画报》。馆址迁至当时的奥租界大马路(今建国道)。办刊的方针并没有改变,一直坚持着《醒俗画报》创刊以来锐意批评的思想倾向。尤其是在图画新闻上的自由评点,犀利而尖刻,为全国任何同类刊物所不及。此外,还增加了绘图小说、科技常识、趣味猜谜等内容,更符合大众生活的需求。至於封面图案,一直采用讽画,风格一如既往。《醒华画报》的寿命不短,从清末跨时代地一直办到民国初年(1913年)。

  作为近代中国唯一一份日报形式的石印画报,《图画日报》具有很强的时事性,在清末民族危亡之际,《图画日报》对清末官吏*****无能进行大力批判。虽《图画日报》在推崇女学、批判各种迷信和陋习方面具有进步性,但也对各种腥膻惊悚的社会新闻津津乐道,表现出其积极“走向世界”的同时还在“拥抱乡野”的双面性。

  在清末时期,石印画报因其图文并茂,浅显易懂,生动形象报道社会时事、介绍外国科学发明而深受读者喜爱,盛行一时。

  《图画日报》1909年8月16日创刊,至1910年8月停刊,每日1期,每期12页,共出版了404期,以“画”为主体,在画的留白处配以文字。南宋郑樵在《通志略·图谱略》中说: “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图画日报》虽以图画为主体,被定位为一份通俗读物,但图画的意涵要靠文字阐明,对当时占较大人口比例的不识字的人来说,单纯地看图画是很难完全理解媒体想要传达的信息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比图的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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