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民国上海二小姐谢家骅

2018-02-01 12:12     阅览:1137    评论:0   
编辑:资讯编辑    原创作者:祝淳翔    来源:澎湃新闻   

  1946年上海小姐评选事件,随着王安忆《长恨歌》的出版及影视化,加上由此生发的一系列文史随笔的推波助澜,渐次进入大众视野,至今已是万口喧传。尤其是“二小姐”谢家骅,因天生丽质,身世复杂,常成为媒体热门话题。然而,围绕着她有太多事实远未明了,又兼许多人不经查考,任意涂抹,致使真相被淆乱。在此谨以审慎的态度,挖掘确实的史料,匡正臆说与误传,并探求未知的事实真相。
  曾经有人撰文,称谢家骅之父是上海化工原料的大老板谢葆生。简直荒唐。稍微接触过一些民国史料的人都知道,谢葆生是上海滩有名的流氓,曾为专门从事抢劫鸦片的流氓集团“八股党”成员,以后经营过卡德池浴室,办过仙乐斯舞厅,但从未涉足化工业。又有人说,谢葆生因在上海沦陷期间,与汪伪政府合作,光复后被枪毙,连杜月笙也救不了他。也是毫无根据的误传。谢某与汪政府的合作诚有之,但战后仅判入狱两年半,老谢闻判当庭向法官道声“谢谢”,但又称不服要上诉。此人的下场是,1951年12月被人民政府以恶霸罪判无期徒刑,即于次年1月25日病故。
  闲话少絮,言归正传。谢家骅之父是谢筱初。他是梅县华侨,曾任南洋商业银行总经理,中南味英制造厂董事兼业务经理等职,也是化学原料行业公会理事长。尴尬的是,这些职务都是上海沦陷期间所担任,更难脱干系的是,他还是汪伪经济委员会委员,因此战后沦为“经济汉奸”遭审判,判决书说他“通谋敌国,供给军用物品”,刑期两年半。最要命的是,其“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费外没收”。
  缘于上述家庭变故,千金小姐谢家骅的命运在1946年前后发生了逆转,是可以想见的。

“有求必应”(《青春电影》)

  1944年4月12日,唐大郎在其《海报》上的专栏“定依阁随笔”,谈及在日前一次深夜舞会上邂逅一位谢小姐。彼时,唐对其并未太在意。直至1946年8月20日上海小姐即将揭晓那天的清晨,大郎在《社会日报》撰《我与谢家骅》,先是摆几句谢筱初“自上海沦陷以后,颇腾踔于时”之类贬低的话,继而忆及两年前的那场舞会遇一少女,“为态殊冷,若不可犯”。一曲终了,唐大郎私下询问王熙春那少女是谁,原来便是谢家骅。想着自己老在报上抨击乃父,怪不得她会冷颜相待,因此“恍然大笑”。从这则逸闻可发现:当年的谢家骅生活安逸,爱赶时髦,年纪轻轻俨然已是交际场上的常客。
  1946年8月21日,坊间争相报道前晚在新仙林舞厅里的上海小姐票选结果。其中王韵梅以六万五千五百票,当选了“上海小姐”。谢家骅以二万五千四百三十票,屈居第二,刘德明以八千五百票居三。该选举内幕重重,引起无数人的质疑,传言从未间断。多年以后,卢大方(即小报文人卢溢芳)在《上海滩忆旧录》里透露说,王韵梅凭法租界几个闻人的关系,打通了负责选票者的门路,由她的撑腰人范绍增,预付了一张空白支票,当揭晓前,譬如别人最高数字是十万元,他即在空白支票上填十一万元,别人再怎么辛苦努力,均为他击败。但是,只消看看冠亚军之间的票数相差有多悬殊,就立时明白这猜度并不靠谱。
  此前,谢家骅得奖呼声颇高,当晚意外失利,懊丧之馀未免伤心落泪。好在,她虽败犹荣,因已赢得媒体的同情与格外关注。这可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选举期间,照相馆摆了她的照片,引起不少学生围观。甚至杭州某空军退役军官,见到报上所刊谢的照片和简介后,欲招为儿媳,去请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代为传递消息,后遭拒绝。当然,负面新闻也有。如《大公报》曾刊发复旦大学的致函,声明历年学生名册中,并无谢家骅其人。于是她就读复旦大学商科的学历被证明是假。更大的新闻则是,选举后不过短短几月,谢家骅竟出人意料地与富商荣梅莘闪电订婚,并于1947年1月11日在华懋饭店举办盛大婚礼。介绍人是商界名流王晓籁和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筹委会总干事王先青,证婚人则是政坛元老吴稚晖。但从嗣后报间曝露的一系列后续报道来看,觅得归宿后的谢家骅是喜忧参半的。喜的是生活依然优裕,忧的是自从嫁给荣梅莘,她就如金丝雀被关进了鸟笼,难获自由。

青年荣梅莘

  荣梅莘是何许人?他是旧上海颜料业巨子荣云汉次子,云汉白手起家,不但创建新康盛、新康源两家颜料行,还是德国洋行及英国靛青商的代理商。1914年,荣梅莘生于上海,18岁时父亲去世,遂承父业,入颜料行工作。他自幼聪颖,入行后不满足于为外商代销,便设厂自制化工颜料,逐步在全国各地设有十多家颜料分号,此外,还兼任银行、纺织厂、染料厂等十馀家企业的重要职位。一句话,他是一个事业成功的青年商人。
  谢家骅生于1927年,比荣梅莘足足小了13岁,但两人有类似的家庭背景,还有许多共同爱好,如都是京剧票友,都喜欢跳舞。因此,当小报上称她拒绝与权贵之子汪孟晋、周幼海交往,倒与荣一拍即合,也是可以理解的。麻烦的是,丈夫荣梅莘的占有欲过强,他把谢家骅视同禁脔,不允许别人染指。对此,唐大郎记道,谢出嫁后,荣“就禁止家骅与别的男人握手,因为怕家骅的皮肤教别人碰着了,使他心里难受。”(《高唐散记•谢家骅的一只禁手》,《铁报》1948年3月17日)孰料婚后不到一年,谢家骅竟离家出走,不辞而别了。
  原来,在婚前谢家骅早与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签下一纸合约。1947年11月30日,她瞒着荣梅莘,把仅3个月大的婴儿托付给母亲,只身搭乘飞机赴港拍电影。影片原名《小姐,小姐》,由上海小姐谢家骅与香港小姐李兰分任主角,谢在片中演一个坠入情网的交际花。12月3日,荣梅莘飞赴香港,试图阻止她拍电影。当晚,荣谢在浅水湾宾馆的一间客房内一语不合,大打出手,被酒店当局“下逐客令”。随后,脖子被掐,衣服被撕的谢家骅披头散发哭着跑出宾馆,乘渡船回到位于九龙的大中华公司宿舍。最终,经过互相约法三章,荣梅莘同意谢家骅演电影。有趣的是,受这场风波的启发,制片方不久便将影片改名为《满城风雨》(英文名Rumors in the Air)。还有一则花絮,未来的香港大导演李翰祥也在本片中出镜,但当时他初出茅庐,戏份很少,是演员表中名字都找不着的路人甲。

《满城风雨》电影说明书

  1948年1月13日下午四时,谢家骅偕老母乘中航公司飞机返沪,并在龙华机场演出一幕“拒夫”的好戏。返沪前,谢先通知其母家亲戚在国防部任上尉职的顾某及长宁警分局课任职的堂兄谢子英,到机场迎接。其夫荣梅莘亦获得“情报”,于飞机抵达前赶到机场。唯谢下机后,对荣未加理睬,即与其母坐入预备的汽车直驶堂兄家。据目击者说,当时荣泪盈满眶,攀住谢的汽车,向其岳母哀称“面子有关”,求谢与其同行。但谢母答以“有话可到医院去讲”,意思是让他去找其时已保外就医的谢筱初理论。旋即马达开动,疾驰而去。这一幕,令人想起希区柯克的名片《美人计》里的落幕戏。是啊,上层人士的面子比性命更要紧,这次“颜料大王”荣梅莘真是栽惨了!
  很快,谢家骅提出三个条件:一、荣梅莘立即与同居的舞女瑶丽脱离关系;二、双方避免无谓交际;三、合法出行各得自由权。(《青青电影》第16卷第4期,1948年2月10日出版)荣梅莘全数答应,两人言归于好。这下,又轮到小报记者对瑶丽(即后文“姚莉”,非歌星姚莉)发出同情之声。4月22日出版的方形周报《新园林》刊发署名“天风”的一篇特写,称自从在“与姚莉脱离同居关系”的大前提得到实行后,谢便不再坚持,于3月底由夫君亲自迎迓回返荣公馆。两人之后俪影双双,出入于国际饭店丰泽楼及大光明戏院等场所。记者感叹道:“春天完全是属于他们二人的”,又将笔锋转向被遗弃的姚莉,说她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只能在角落里饮泣。而她本是先与荣同居的,正是“但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
  然而好景不长。8月初,报间竟传出谢家骅吞药自杀的消息。今日有人误以为,谢就此香消玉殒,便大发一通红颜薄命的感慨。岂知完全搞错。
  1948年8月4日《申报》第4版,以“苦命的上海小组,谢家骅仰毒遇救”为题,报道了此事,甚至罕见地附有一幅照片:“服毒遇救后之上海小姐谢家骅”。只见她横躺在床榻上,目光呆滞,满脸倦容。原来,“半年以来,因荣始终未践诺言,对谢之行动既管束綦严,对其张姓情妇则又不愿脱离关系,谢以空闲寂寞,抑郁寡欢,自思遇人不淑,乃萌厌世之念,上月二十四日夜间突吞服安眠药片自杀,幸灌救迅速,未陷险境,嗣即入医院疗养一周,昨始出院”。谢还对记者爆料称,荣在与其结婚前就有两位夫人,今均已离异,留下子女八人。两人重修旧好后,荣常彻夜不归,经谢侦知,他仍与张姓情妇同居于某处自建洋房中,故催他早点摆脱。但荣则称情妇开出了苛刻的离异条件,并埋怨说:“你果真爱我,何忍使我为此事破产?”谢见事无可为,怨恨之馀,起了自杀的念头。恰因近来郁结成病,睡眠不好,医生劝服安眠药,便先后积了九片。出事那天夜里十一点,谢久候荣不至,芳心郁郁,迷惘之中将药片尽数吞服。

服毒遇救后之上海小姐谢家骅

  且慢,荣梅莘也有话要说。8月7日,荣致电唐大郎,称:“家骅的自杀,其实没有这一回事,《申报》的记者,是她打电话请来访问的,躺在床上的照片,拍了又拍,中间还掉过一件旗袍,那里有自杀的事,简直开玩笑。”唐问那么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荣说:“只有一个理由,她要出风头……”(《定依阁随笔·〈今古奇观〉的人物》,《诚报》1948年8月9日)常言道,知妻莫若夫,荣的猜测有道理。试想,谢的做法与当代许多明星为求关注而搏出位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她只不过提前了半个世纪罢了。
  在见识过这对夫妇种种精彩的“表演”之后,就有位女记者犀利地指出:“在浅水湾,在上海的飞机场上,以至于服安眠药片,这几段‘情节’,与其说是荣梅莘一手造成,倒不如说是谢家骅自编自导自演来得恰当。”她还总结说:“他们的自私心理是相同的,一个以金钱来博取女人的欢心与贞操,一个以美色来使自己扬名,他们需要的是零碎的爱情买卖,夫妇之爱对于二人并不适宜。”(兰儿《谢家骅荣梅莘这一对》,《诚报》1948年8月13日)依我看,这位记者真是冰雪聪明,短短几句话已将两人的立场与诉求剖析得淋漓尽致。
  无论如何,在外人眼中,荣谢显然缘分已尽,分手已是指日可待了吧。媒体也第一时间传出两人协议离婚的消息:首饰由谢携去,荣并贴二千亿法币的赡养费,而房屋仍由荣管理。还说不久将由律师开证明,在报上登启事。(《荣梅莘谢家骅协议离异》,《青青电影》第16卷第25期,1948年8月18日出版)
  然而事情的发展又再度越出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这对“欢喜冤家”并没离婚。非但刀剑入库,还恩爱逾恒。据说荣谢婚后不到半年,爱情的结晶品已告出笼。8月,女儿周岁生日之际,荣在家大摆宴席,为之庆祝,花销竟达法币三十亿以上。(《谢家骅之女周岁,荣梅莘大摆筵蓆》,《青青电影》第16卷第30期,1948年9月24日出版)过了两个月,又传出荣梅莘为谢家骅称寿的消息。(《真报》1948年11月27日)看来,他们真的复合了。注意到1948年8月下旬起,蒋经国来沪“打老虎”,声势之浩大,着实震慑了沪上不少大资本家。同时,国民党政府发起的救济特捐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荣梅莘在报上被曝捐款数额奇少,成了众矢之的。此刻他选择低调做人,少惹是非,算是明智之举。
  1949年1月22日中午,荣谢在天蟾舞台客串压轴出演《游龙戏凤》,是为无锡道义孤儿育婴院筹募善款。此事并无后续报道,估计场面不会火爆到哪里去。这次合作,与其说体现了夫妇俩琴瑟和谐,倒不如说是为了慈善而例行公事吧。

《申报》报道

  上海解放了,荣谢并未立即离开。1949年9月10日,《青青电影》(17卷18期)披露谢家骅欲办托儿所未果,夫妇俩大吵时还打碎了一面大玻璃镜子。1950年3月18日,谢家骅在《新闻日报》第5版登出寻夫启事:“梅莘鉴:君于六日离家,一去旬馀,音讯毫无。今家中开支无着,生活困难。望见报于三日内返归。至盼至望。家骅启。”令人顿感世事无常。好在1951年7月27日《新民报晚刊》还有荣梅莘的消息,即在梅兰芳、周信芳发起的京剧票友捐献飞机大炮义演的最后一天(29日),由无锡同乡会主办太湖俱乐部会员所演节目中,大轴是荣谢合演《骊珠梦》。1950至51年间,谢家骅的身影还多次出现在《青青电影》上,期间她受邀在汉口华星影业出品的滑稽电影《有求必应》里演一名少妇,是旧礼教下的牺牲品。1951年11月27日《新民报晚刊》还有一则短讯,称德本善堂产科医院为筹募经费,于24日下午邀请谢家骅等人商讨义演事宜。这是谢生前最后一次现身于内地媒体。
  1952年谢赴港定居,成立电影公司,继续拍电影。利用香港影库(www.hkmdb.com)网站可以搜到谢(英文名:Hsieh Chia-Hua)曾出演《新母性》(一名:妈妈不要走)(1952)、《怪客》(1952)、《天堂美女》(1954)、《火烧碧云宫》(1955)、《杨贵妃》(1955)、《妲己》(1955)、《一代魔帅》(1956)、《银海仙歌处处闻》(1957)、《郑成功》(1959)、《快乐天使》(1960)和《黄金难买美人心》(1965)等影片,最末那部她还兼任执行监制。倒也差不多践行了多年前“毕生献身电影事业”的夙愿。

《怪客》与《新母性》海报

  马华作家李天葆对《怪客》留有深刻印象,在得知谢家骅的死讯后,他写道:“《怪客》封面的她,艳得也有点遗照的味道:白纱兜了个圈子,围了半臂香肩又绕过来,半遮住了粉脸,精心描画的眉目隐含着一丝怨气,鬓边玫瑰与凛然红唇相映,有一种美艳而凶悍之感,是不好惹的女人,仿佛会变成一条蛇,噬吞过来。她在《怪客》里倒是不省油的灯儿,恰如其分地将风尘儿女在险恶江湖路的血肉一一披露,停不了的你杀我活,都是永恒的主题——金钱与性。到后来她是唯一的幸存者。戏里的美人蛇怡然地活了下去,戏外的谢家骅却猝然香消玉殒,像鬓边玫瑰,刹那凋落。”(《斜阳金粉》)最后那句话写得哀感顽艳,令人动容。
  1972年12月10日,谢家骅去世。她的死十分蹊跷,李天葆说:“谢家骅是当年的上海小姐,风华正茂死在酒店客房里。”
  《上海滩忆旧录》一书对谢家骅赴港之后的遭遇多有关注,中谓谢“自嫁荣梅莘后,一双两好,生了好多儿女,所嗟好景不常……夫妇南来香港,各奔前程,终于造成分飞之局,关于二小姐抵港后的曲折过程,笔者虽然晓得的很多,但这是属于别人失意的事,志之适足以引起怅惘,故不再付诸笔录,惟悉二小姐之死,是受到遇人不淑,委屈而死,很值得我们加以同情,所谓佳人命薄,往往如此”。
  谢家骅之死,到了陈存仁笔下,则成了一则异常诡异的版本。他先写某天深夜,谢家骅打电话给他,要他去某宾馆施救,否则她会留下一张纸条,上写“陈存仁不来,我死了”。陈被逼无奈,赶去一看,见谢遍体淤黑,已无可救药。便悄悄抽去纸条走人。
  果然过了三天,报纸上登出著名的“上海小姐”谢家骅逝世的新闻。后来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这位谢小姐有一个同居的人,从远地辛辛苦苦带来两皮箱白色的东西,是三人合伙带来的。谢家骅见是白色的东西,大发小姐脾气,趁他们三人外出时,把白色的东西全部倒入厕所便桶中,一抽而尽。这三人回来,见到两皮箱东西已化为乌有,因而狠狠地打了她几顿,这才造成了这一个事件。”(《我的医务生涯》)
  陈存仁是旧上海的名中医,医术却不见得多高明。因此谢家骅临死求告还留下纸条,情节过于离奇,姑妄听之可也,不必认真。但陈也许窥测到一些实情,即谢很可能为非正常死亡。为尽可能逼近真相,经调阅1972年底的多份香港报纸,虽未查到与本案直接相关的报道,但发现那年恶性案件奇多,世道不宁,人心惶惶。12月12日的警方统计数据显示,平均每十六分钟发生一起罪案,每一小时有一次劫案。民政司公布当年的凶杀案已增至113宗,并承认当局对于解决劫杀及暴力案件剧增问题,“实在没有独步单方”。谢家骅在此时告别人世,也真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
1973年,荣梅莘移居美国纽约。1982年与朱宝玲女士再婚,晚年生活美满,四世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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