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沛娜:盛世收藏,“家书”依旧抵万金

2018-02-05 12:25     阅览:1723    评论:0   
编辑:资讯编辑    原创作者:魏沛娜    来源:古籍   

  《谈书札的收藏》是著名收藏家、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总编辑许礼平在今年上海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夏季论坛上的讲演题目。根据他的解释:“书札”,也作“书剳”,或作“手札”、“书启”、“尺牍”,其实就是书信,是异名同实。但诸种名称之中,算“尺牍”一词最为普及。许礼平指出,但从“收藏”角度而言,“书札”固然是“尺牍”之义,却是指广义的,内中是包括了一些笔记、题辞、手稿、札记、公牍、讣告、收条、请帖、名刺、板报等种种纷繁的“杂多”形式。换言之,“书札”是纷繁的搜藏项目的一种概括。
  在许礼平看来,“书札”的狭义就是指“尺牍”,而尺牍多是真情所流露、心声所寄。其中会触幽动隐,是历史宏观视角所不及见的。所以读史者,往往爱从尺牍微言,用之作历史的补充和解释。
  也因书札具有其史料研究价值,自古以来,收藏书札、品赏书札者就不乏其例。尤其从近代以来,书札收藏渐渐成风。“只是‘书札’的搜藏,向来是无所忌讳的。附说一下:‘搜藏’是一项强调‘知性’的行为。所以‘血沁’、‘尸蓆纹’、‘遗嘱’、‘讣告’都百无禁忌成为把玩清赏之物。”许礼平说,“钱化佛收藏黄兴的讣告即是一例。名人讣告若出现在拍卖场,许多藏家是要争夺的。要是什么绝命诗、绝笔书,则更显珍贵。”他的藏品中就有王时敏的遗嘱,有王国维的讣告,从来不忌讳。
  百万元争夺一封“家书”
  作为香港收藏界的知名收藏家,许礼平博识多见,眼界独到,字画收藏甚丰,书札收藏亦同样令人啧啧称赞。在今年上海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夏季论坛上,他称自己收藏信札是以近现代为主,因为近现代的书札更具现实意义,也比较容易获得。
  “我最早收的信札是孙中山致卢煊仲手札,是澳门‘烂鬼楼’(关前街)大石梁先生承让的。”许礼平说,“而更多的则是来自汪孝博先生。”汪孝博乃广东近代学人汪兆镛的公子。据许礼平介绍,汪孝博或出于照顾,或念许礼平有意长久保存,以极亷的价钱,陆续转让了一整批陈援庵写给他的论学手札,并不是一两通。又曾让许礼平一沓叶恭绰写给澳门杨敬安的手札,内容是讨论编印梁鼎芬遗著《节庵先生集》。还有一些清末民初名士陶邵学、张学华、潘飞声等,致汪兆镛的。“这些手翰,成为我的最早藏品。至今近四十年。”
  值得一提的是,30多年前汪孝博转让的陈垣手札一批,是许礼平颇为看重的藏品之一。此外,旅日藏家程伯奋(琦)旧藏中有一件“明万历九枋相致戴愚斋书翰卷”,包括张居正、申时行、王锡爵、余有丁、许国等十有七通,诸札皆致戴洵,内容多言国子监事。卷后还有丁传靖、柯绍忞的题跋。当时许礼平向启功等前辈请教,意见相当一致,遂奋勇竞投,终归其庋藏。“这是有心人集合明代九个大学士等十多位名臣的书札,裱装为一卷,保存了几百年。”
  许礼平的藏品中还有万历泰昌天启三朝重臣杨涟家书册,手札册是两通家书。一通写给孟兰孺人,一通写给其长子杨之易。给孟兰孺人的共四页,首尾完整。另外,他也藏有两卷纽约同盟会创办人之一赵士觐旧藏的孙中山手札卷。
  “李大钊致胡适之手札,讨论《新青年》在广东办的事宜,附周作人致胡适之手札。时我正巧在京,以我的藏品系列中,有陈独秀墨迹而无李大钊的墨迹,每以不能双美为憾。”数年前当许礼平看到李大钊致胡适之手札无论内容、品相,均系精真新,于是踊跃参加竞投,落槌价250万元,连佣金280万元。这也是许礼平颇为欣喜自得的藏史之一。
  收藏手札强调“传承有序”
  在当今手札收藏家的榜单上,也许知名演员、现任暨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的张铁林是最不可忽略的其中一位。在很多人眼中,张铁林就是一位“明清手札的收藏大家”,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如今的“手札热”跟他有点儿关系。据了解,张铁林的家中收藏气息浓郁,随处可见各种拍卖图录和书法作品等。
  最近在接受媒体的采访中,张铁林就谈到自己收藏的珍品,近的是刘墉、左宗棠、曾国荃,远的有明代的祝枝山等。他认为留到今天的手札,都是名人的手札,因为其具有认知度。他介绍,自己开始收藏手札时,当时价格比较便宜,于是将所有演“皇上”的报酬都用于购买收藏手札。尤要一提的是,张铁林在上海等地的手札拍卖专场上通常几乎都是“整拍”,即该专场拍卖由他一人包下。照他的话讲,这样的做法有一好处是“可以传承有序,不至于再一次地散落在民间”。
  有人认为,真正的收藏家会将自己的收藏奉为至宝,不以功利交易为目的。而令人颇感佩的是,张铁林正是如此,他称“所有的藏的信件到现在没有换过一分钱”。
  在该节目采访中,张铁林展示了自己收藏的一通特别珍贵的手札,系“数青草堂”主人、上海金石书画收藏鉴赏家钱镜塘的藏品。“左边是祝允明祝枝山,右边是黄姬水,这两个人是师生关系,写得非常非常之好,感觉这个徒弟比师傅写得还好。”张铁林认为,通过手札可以看到名人在正史记载之外的鸡毛蒜皮之事,故书札是对正史、对一个名人的描述补充。这在手札里体现颇多,譬如他还讲到自己有成摞成摞的李鸿章家书,“我们不能只是看他跟老佛爷天天说这个军舰的事,打仗的事,赔款的事,割地的事,我们还要看他的人格性格后面的很多色彩”,张铁林说,李鸿章对家里杂七杂八事情的关心全体现于信的字里行间,除此“我们还看到他的书法,我们还看到他的文学的表达”。
  据了解,在张铁林的收藏史中,还有一件向来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事情。2003年在上海崇源拍卖有限公司的春拍上,张铁林曾以225万元的价格,拍得赵之谦《国朝汉学师承续记》的39通手札。然而,在拍卖后的短短几个月内,这批手札的价格迅速翻倍升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对手札收藏价值的重视。
  张铁林认为,收藏手札对于“精神深处的那种神经的刺激”,对于手艺的提高,是一种很奇怪的作用,“突然间你的品位、精神、技巧全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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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时代的 尺牍特点

  根据文化学者郑诗亮在《尺牍浅说》中的梳理,尺牍从春秋战国流传到晚清民国的过程中,具有其不同的特点:
  春秋战国之际,尺牍往来多属公事性质,涉及政治军事要务,内容以论说为主,较少掺杂个人的感情成分。等到秦朝以后,私人性质的尺牍越来越流行。东西两汉,留下了不少名作,如司马迁《报任安书》和李陵《答苏武书》。
  到了魏晋南北朝,进入文体自觉时代,尺牍的风格为之一变。一派借助方兴未艾的骈文,或描摹山水,或申说事理。前者的代表是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和吴均《与朱元思书》。后者的代表则是丘迟《与陈伯之书》和徐陵《与杨愔书》。另一派则意气娴雅,行文信笔所至,情趣盎然。如曹丕《与群臣论粳稻书》。
  及至唐宋,尺牍的范围逐渐变窄了。一方面,是因为韩愈、柳宗元等人,把日常书信当载道的文章来作,豪气多而逸致少,言志多而言情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苏轼、黄庭坚致力于尺牍,写得既多且好,而且首次将尺牍编入自家文集中。这样一来,苏黄二人的短简小札,就成了后世尺牍的典范。
  明清以降,尺牍文学极大繁荣,坊间书商也大量翻刻尺牍文集。无论是标榜性灵的小品,还是号称新体的家书,都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而在博闻强识的清朝学者手中,尺牍成了他们交流论学心得的有力工具,自然,信件往还之间,少不了骈四俪六,引经据典。到了这个时候,尺牍的规范也发展到了最森严的地步,对格式要求极严。
  晚清的书仪规范最严,民国加以继承而稍有变化。一篇正式的尺牍,除开正文,至少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称谓语、提称语、思慕语、祝愿语、署名。措辞、程式随人际关系的亲疏尊卑,涉及事项的轻重缓急各有不同。而措辞是否恰当,程式是否谨严,则直接反映了写信的人的文化修养。
  据介绍,在晚清民国时,流行三本尺牍入门书:龚未斋的《雪鸿轩尺牍》、许葭村的《秋水轩尺牍》和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学尺牍多半从前两本书入手;层次高一点的,就学《小仓山房尺牍》,但到底还是前两种最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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