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的光影:孙犁作品中的故事及人物原型

2018-02-08 12:26     阅览:1576    评论:0   
编辑:资讯编辑    原创作者:段华    来源:北方文艺出版社   

  《风云初记》的人物原型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孙犁先生一直生活在抗日根据地,那里的人民是如何抗击日本鬼子的,自然会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不能不反映到他的作品里。1963年9月,孙犁先生在《为外文版〈风云初记〉写的序言》里所描述的景象,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低下头来。他们是充满胜利的信心的。”

孙犁

  因此,孙犁先生明确地说:“大家开卷可以看到,小说的前二十章的情节可以说是自然形成的,它们完全是生活的再现,是关于那一时期我的家乡的人民的生活和情绪的真实记录。我没有做任何夸张,它很少虚构的成分,生活的印象、主流、组织,构成了小说的情节。”(《孙犁文集》第七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3月版)这就清楚地表明,孙犁先生在写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时,里面的故事和人物很多都是真实的,子午镇就是现实中的子文镇,孙犁先生的老家东辽城村距此地半公里。小说中的五龙堂村,其实就是距离东辽城村1.5公里左右的南、北郝村,抗日战争期间孙犁先生多次在此村住过,编辑《冀中一日》时更是在这儿工作了很长时间。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八路军将领孟庆山将军的身影,吕正操将军也出现在作品中,张教官几乎是孙犁先生自己的写照,变吉哥是他认识的一个村的文建会负责人,芒种也是他的一个亲戚的姓名。以其中的女县长李佩钟为例,所写的就是著名诗人远千里的夫人李穆玲的命运。李穆玲又名李敬钟,河北省博野县庄窝头村人,1940年参加冀中新世纪剧社任演员,后任任丘县妇救会主任,1944年冬季牺牲。
  梁斌对此事也有过较详细的描述:“后来才知道,就在这天的晚上,千里的爱人穆玲正在任丘县的一个区里当妇救会主任,晚上由这村转向那村时,中途掉在井里。井中水浅,没有淹死。虽然连声叫喊,但天黑风大,四野无人。天冷水凉,怎样忍受,是难以想象的。”(梁斌:《一个小说家的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年 6月版,第 331页)。孙犁先生就把李佩钟(李敬钟)的牺牲,描写得几乎一样。他自己也说,远千里夫人李敬钟(穆玲)的牺牲,就在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作为一个人物的归结”(《远的怀念》,《孙犁文集》第四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296页)。
  据从晋察冀边区走出来的戏剧家张学新先生告诉我,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第一集(指前三十回)出版以后,孙犁先生送给他在冀中时期的战友王林一册,扉页上题字就称“王林同志索隐”。1990年的一天,我曾经当面问过孙犁先生,《风云初记》里的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如何,他说其中的很多故事都是真实的,有很多他也经历过,只是很多人物的姓名作了改动,故事情节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向我简单介绍情况后,孙犁先生就说:“你还年轻,不太了解,他们都知道。”“他们”,我知道是指王林(当时已去世)、梁斌、路一、杨循等人。
  孙犁先生自己也说过,他的作品大都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下面可以再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洞》《“藏”》与蠡县地道战故事
  1938年底,日本鬼子占领冀中的所有县城,对敌斗争十分艰苦,平原上无险可依,很多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后来,七分区蠡县的群众开始挖地道,可是,让地委书记吴立人知道了,说是“退却路线”,报告了区党委,区党委组织部长刘亚球来调查,后来把县委书记王夫也撤了。直到1941年,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来这里调研,才肯定了这种斗争形势。在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的支持下,1942年 3月20日,冀中军区司令部、冀中武委会发出《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地道战这种形式才在冀中蓬勃发展起来。
  地道最早从蠡县开始发展。1938年11月,日本鬼子占领了蠡县,捕杀我抗日军民,很多干部、群众被敌人杀害。蠡县一区的一些村级党员干部,这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在村外的树林里、荒僻的旷野或林木丛生的古墓地——总之,是在离公路较远,不易被敌人发现的地方,向地下挖一丈多深斜形的洞,里边铺些干草,到天晚的时候便披上一件破大衣,偷偷到洞里睡觉,天亮时再回村坚持工作。但因为那时候还是冰天雪地的时节,每到洞里住宿一夜,第二天清早,洞口便向外喷出水蒸气,被敌特发现以后,敌人常在拂晓的时候,到村外找洞掏我们的干部或工作人员。这样一来,野外的洞不能住了,在环境日渐残酷,抗日工作又必须坚持的情况下,地洞便开始从野外转移到村里。
  孙犁先生据某村的一个干部的真实故事,于1943年5月,写了短篇小说《第一个洞》,发表在1943年5月19日的《晋察冀日报》上。这是最早以文学的形式写冀中地道战的作品,甚至在此之前,也只有新华社《地道战在冀中》等三四篇通讯发表。现在,抗战时期的冀中地道战,因各种文艺形式的表现和传播,已经为广大国人所知,但在当时那种复杂的抗战形势里,孙犁先生却最早利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冀中的地道战。
  1946年5月,孙犁先生在河间工作,编辑《平原杂志》,并且在八中教着语文写作课;与此同时,写了短篇小说《钟》和《藏洞》。5月29日,他托张庚带原稿给正在张家口编《工人报》的康濯,看康濯能否在张家口找到发表的地方。康濯可能没有给《藏洞》和《钟》找到发表的地方。1946年10月,孙犁先生把《藏洞》重新修改了一次,1949年4月24日,在致康濯、厂民(即诗人严辰)的同一封信中,他还向康濯索要过《藏洞》原稿。1950年3月21日下午,孙犁先生在致康濯的信中,已经把《藏洞》改称为《“藏”》。此后,再没有见到他在文章中提到这篇小说。1949年6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将孙犁先生的短篇小说集《芦花荡》纳入“群益文艺丛书”出版,里面第一次收录了《“藏”》,可见他又把这篇小说寄给了正在上海的周而复,使它得以和世人见面。
  《“藏”》也是根据上述蠡县地道故事写成的。它与《第一个洞》这两篇小说,从不同的侧面叙述了这个真实的抗战故事。
  《荷花淀》《采蒲台》与雁翎队
  雁翎队是抗战期间安新三小队的俗称。1938年初,白洋淀所在地中共河北省安新县委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熊焕章(安新城里人,兼任新安锄奸团团长)和三区区长李刚毅(又名李仁,安新郭里口人),在大张庄将自愿入伍打日本鬼子的20名青壮年组成了白洋淀水上游击队。队长陈文汉(又名陈万,郭里口人),队员多是打野鸭的猎户,全队装备是打野鸭的大抬杆火枪40支,小排子船(平底、直帮、吃水很浅,架抬杆的小船)22支,手枪两支。后来以这支水上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三区区小队。1939年的一天,安新县委书记侯卓夫(高阳县人,1942年9月26日牺牲在安新尚村)和三区区委书记徐建来区小队,看到每支大抬杆枪的信口上都插着雁翎,既可以防止露水打湿火药,又可以在发射后用以捅开信口用,就高兴地对大家说:“咱们这个小队,就叫雁翎队好不好?”指战员们齐声喊:“好!”从此,雁翎队的名字就叫了起来。
  1941年,日本鬼子对白洋淀地区连续进行扫荡。有一天,日本鬼子20多人和30多个伪军,从安新县城到赵北口运东西,下午三点多返回。雁翎队得到此消息,就埋伏在大张庄村东、王家寨村西的大苇塘,等待敌人。太阳西斜,敌人来了,雁翎队迅速出击,消灭了这股敌人。附近据点里的敌人纷纷赶来,包围了这片苇塘,满以为能把雁翎队消灭,却没料到连个人影也没见。其实游击健儿们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头顶大荷叶,泅水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回到王家寨了。
  1978年11月5日,孙犁先生在《关于〈荷花淀〉的写作》中说:“从冀中平原来的同志,曾向我讲了两个战斗故事,一个是关于地道的,一个是关于水淀的。前者,我写成《第一个洞》;后者就是《荷花淀》。”(《孙犁文集》第六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613页)
  安新锄奸团与《新安游记》
  日本鬼子侵占安新后,安新组建了锄奸团,专门打击汉奸,其中著名的人物有熊管、杜朋、曹连升、田章等人。当时,熊万东当了维持会长、县商会会长、新民会会长、“剿匪”司令,死心塌地地为日本鬼子卖命,杀害抗日军民。一天,安新县委书记侯卓夫要锄奸团除掉熊万东,任务就落到了熊管、杜朋和曹连升身上。熊管是孙犁先生写到的“熊氏三杰”之一,其大哥熊生,当过冀中行署主任罗玉川的警卫员,后被日本鬼子逮捕押到日本当劳工,抗战胜利后才回国。熊管的弟弟熊老黑也参加了八路军。熊管在家排行老二,原名熊得胜,1.77米高,解放后一直在家种地当农民,1985年去世。杜朋当时三十来岁,住安新县城南街。他十来岁到北京天桥学艺,三丈高的房子一个筋斗就能翻下来。有一次,端敌人的岗楼,日本鬼子看他在岗楼上走,刚要开枪,他一个凌空飞跃,就扎到河里去了,敌人送他绰号“杜云飞”。曹连升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和熊管、杜朋是儿时的伙伴。1953年开春,在城南与漾堤口之间做“摆脚”(即摆渡),因船遇到大风而翻,为抢救落水的乘客,曹连升最后溺水冻死。
  1940年3月15日(并不是孙犁先生所写到的中秋节),夜晚十点多,漆黑一片,孙犁先生笔下的“熊氏三杰”(安新县锄奸团团长熊焕章领导的锄奸团团员)熊管、杜朋、曹连升,到了安新城南河村附近,在小南街,熊万东就住在这里。熊万东的房子在全县城最高,日寇岗楼也紧靠在这里。他们从熊万东房子后面的一棵大树上进到院子里,熊管进入熊万东居住的西屋,杜朋在当院警戒,曹连升把守大门。熊管进到屋子里,因和熊万东是远房叔侄关系,就要和熊万东借钱,情节和孙犁先生写的差不多。杜朋到厨房拿了一把刀,曹连升也进了屋子,随后,熊管从腰里拿出一根绳子,套住了熊万东的脖子,和曹连升一起勒死了熊万东。
  至于英雄的牺牲,也与孙犁先生写的稍有出入。1941年冬天,马本斋的回民支队驻扎在三台,锄奸团派了杜朋、田章等四人在县城西关外放哨。西关外敌人挂有汽灯,严重影响我方的行动,因此要摘下它。那晚杜朋穿的是黑白毛皮袄,又多喝了点酒,晕乎乎地参加了摘汽灯行动。到了地点,杜朋摘下汽灯,被敌人发觉,田章轻声让他快走,杜朋因耳朵有点背,没有听见,还想去城楼上夺敌人一条枪,就没有和田章一起撤出去。等杜朋清醒过来,便往敌人设置的铁丝网外边跳,跳第二道时,铁丝网上尖利的蒺藜挂住了他的皮袄,扯响了网上的小铃铛,敌人一阵扫射,杜朋当场牺牲。田章无法把他背回,只好自己撤退。第二天,日本鬼子反复给杜朋照相,并让医生验看他脚心里是否有“长毛”,验证他是不是“飞毛腿”。“熊氏三杰”的故事,在张开明的著作《白洋淀传奇》里查得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孙犁先生写《新安游记》时,其实是把“熊氏三杰”的事迹经过剪辑,以艺术化的手法再现了历史的真实,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与顽强。

  本文摘编自《荷花的光影:孙犁之旅》,段华著,北方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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