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其章:想当年,一本书赚多赚少总是赚

2018-03-13 11:27     阅览:358    评论:0   
编辑:资讯编辑    原创作者:谢其章    来源:澎湃新闻   

  早年间遛旧书摊,碰到一些希奇古怪的片纸寸楮,价钱不贵的话随手胡乱买了不少,如今偶尔翻出来,倒觉得很有意思。今天先谈谈这几件纸片,它们的外形像个大信封,上敞口,正面印着表格,表格上的一行字说明它是干什么用的——“产品成本付款记录及原始凭单汇册”。信封的背面也有表格,名称是“销售成本计算表”“本书刊成本齐备检查表”与“成本分析”啥的。
  不记得是哪年买的了,当时只瞄了一眼表格上的书名——《鲁迅作品选》《红日》《我们播种爱情》——便掏钱了。主要是奔着《红日》去的,“十七年”长篇小说是我搜书的一个小专题。这些长篇小说有个精辟的概括,好像是出版社编辑的创意:“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三红”即《红日》《红岩》《红旗谱》,“一创”即《创业史》,“青山保林”即《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除了上面那八个字之外,我自己也编了个顺口溜:“三花一铁,新敌艳野。”“三花”即《苦菜花》《迎春花》和《朝阳花》,“一铁”即《铁道游击队》,“新敌艳野”即《新儿女英雄传》《敌后武工队》《艳阳天》《野火春风斗古城》。当然,“顺口溜”还可以接着往下编,如《上海的早晨》《暴风骤雨》《三家巷》《小城春秋》《烈火金刚》《晋阳秋》《草原烽火》等等。
  如今塌下心来整理这些信封,才发现里面夹着若干发票和收据。以1963年11月版《红日》为例,即有:“稿费支付账单”(864元)、“交道口装订厂”(装订《红日》30015本收费2787.19元)、“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红日》封面制版费268.08元,环衬45.96元,制片费2041.78元)。另外还有若干张“中国青年出版社领纸凭单”。这些单据上的专业术语,如“纸型”“装版”“油墨费”“90苏道林”“浇镀版”“焊铜版”“挖改字”“装全开版”“150克开山屯”“印刷费”“锌版”“排工”“母型”“反型”等等,我有的知道,有的似懂非懂。

  1963年11月版《红日》稿费支付账单与交道口装订厂发货票

  《红日》初版本1957年7月由中青社出版,定价1.6元,印数45000册,武金陵设计封面。1959年印行第二版,作者吴强写有“修订本序言”。至1962年3月,《红日》已累计发行827000册。这个大六位数在今天听来是天文数字,在当年还排不上号,比之另“两红”《红岩》《红旗谱》的百万级差一档呢。当然《红日》最终也突破了百万大关,我手里这两份《红日》成本单,一次1963年11月的印数是300015册,一次1965年7月的印数是20020册,两次加起来就五万册了,再加上外省市出版社“租型”出版的《红日》呢。大多数百万级印数的长篇小说后来都改编为电影,1963年《红日》拍成电影,电影对小说的促销力度还用强调么。
  除了那些天文数字的印数令人咋舌,当年的稿费之高,更实实在在令人眼红,怪不得家庭人均收入十二块钱算作贫困线的年头,少年得志的作家刘绍棠喊出的“为三万块存款而奋斗!”备受争议。一本书的稿费能买一座四合院,也是那个时代作家的梦想和现实。我的幼少年从那个年代过来,知道家里一直缺钱,母亲六十块钱工资养五个孩子,还要每月付保姆二十块钱。远在青海的父亲九十二元工资,每月往家寄六十块或五十块钱。邮递员那声“潘谁谁,拿戳!”在门外一喊,我们就知道父亲寄钱来了。秋天屋前的葡萄熟了,赶上邮递员来送汇款单,我们会请他吃一串,邮递员就是我家的财神爷。
  《红日》产品成本凭单汇册
  仍以1963年11月版《红日》为例吧。稿费“864元”是这么计算出来的:“稿费字数”是384000字,“千字稿费”是15元,两者相乘为5760元,5760元再乘15%,得出864元,即吴强《红日》这回所得稿费。1963年11月版的《红日》是1959年“修订本”以后的第十六次印刷啦,如果按本次“字数稿费”864元的算法,《红日》的十六次印刷,吴强所得仅为13824元,似乎少了点吧。听说五十年代后期稿费制度有过变动,这我就不清楚了,我记得最牢的是作家们“一个字三分钱”。
  接下来说说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此书1957年10月由中青社首次出版,定价1.2元,印30000册,温勇雄作插图。我手里保存的《我们播种爱情》“产品成本凭单汇册”为三个,分别是1958年5月的“平装本”(定价1.2元,印数25015册)、6月的“精装本”(定价1.6元,印数5020册)和8月的“普及本”(定价0.5元,印数70020册)。
  《我们播种爱情》产品成本凭单汇册

  这里插一句,印数为啥精确到个位呢,原来后面的“15”“20”册是付给作者的样书,刨去样书,印数还是整数的。当然这是出版社核算成本的算法,真正落实到版权页的印数,还会是整数的。前述1963年11月版《红日》,“销售成本计算表”明确写着“样书”15册,“销货”30000册,“结存”0册。不说别的,单是30000册一售而空,也够让今天的出版社心跳眼热的了。
  《我们播种爱情》平装本的稿费是4498元1角3分。我前面说了,五十年代后期稿费计算方法有了变动,这张稿费支付单即为例证,“千字稿费”标准仍为15元,而“稿费字数”239900字远少于《红日》的384000字,徐怀中却比吴强多拿了三千多元。显然六十年代的稿费标准远低于五十年代。换言之,吴强《红日》的稿费(1957年至1965年)也许呈“高开低走”态势,1963年的864元是个低点,因此吴强《红日》的全部所得不会是区区一万多元。
  《我们播种爱情》平装本(1版2印)印了25000册,其中“10000册为第2个定额的二分之一计稿费”1799元2角5分;另外“15000册为第3个定额的四分之三计稿费”2698元8角8分,这样加起来是4498元1角3分。很显然,这个计算方法与《红日》不同。
精装本徐怀中所得稿费为899元6角3分,普及本所得为2518元9角分,“平精普”三个版本相加,徐怀中共得稿费近八千元。八千元在当时的城里买个四合院绰绰有余了吧。
  上面所说两书,1963年11月版《红日》,出版社盈余6729元3角7分;《我们播种爱情》平精普三种出版社盈余分别是4855元8角3分、999元3角2分和2378元6角1分。有意思的是,徐怀中个人所得与出版社的利润相差不多。
  想当年,一本书只是少赚多赚的区别,似乎还没听说过“赔本赚吆喝”的出版社。若说当年最大的赢家,非作家莫属,手握“双薪”(据说巴金是中国当代唯一靠稿费生活的作家)大笔一挥,分分钟就成“万元户”啦。想当年,“作家”是非常荣耀的职业和尊称,就算到了亿元时代的现在,我只不过出了几本小书,亲戚们依然带着旧时的观念称呼我“作家”,并以为我靠稿费早已富得流油,可见当年“一本书买一座四合院”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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