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二手书店:把旧书当“准古董”来卖?

2018-10-12 10:13     阅览:911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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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本旧书,都极有尊严的样子,占着它该占的位置,“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善沽者也”。

我当了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从台湾带回三箱新旧书,除了随身的一箱,有两箱尚未寄到。而师弟傅杰从台湾竟能淘回十几箱旧书,以及书友钟锦从温哥华托运回三十六箱书,庶几相当于石崇斗富的故事。关于他们,这里先按下不表。总之,尽管我斩获甚少,内心依然富足,主要有淘书的那些美妙时刻。于是在我等书的日子,不免也连带忆念起台北的旧书店来了。


飘着旧书香的城市
我以为,一座没有旧书香的城市,无论它怎么繁荣,都算不上是一个有文化的城市。因为它完全没有韵味,不能吸引读书人在它的身边徘徊流连。
台北并不算是一个旧书店多的城市。记得去年在温哥华访问一个月,最开心的享受之一即是逛二手书店。那暮春的阳光里,温哥华满街的樱花纷纷飘坠。曾先生开车,与小钟一道,我们手执一张大温地区的旧书店地图(Used and Antiquarian Bookstores of Greater Vancouver and the Fraser Valley),遍访那些偏远、落寞而从容自在的小店。一路上,粉白、淡红的樱花瓣,飞扬着,逐车而舞,如晏殊的“宝马香车,逐处杨花满袖风”,而樱花比杨花,似更多一番豪情。买好书之后,总是春风沉醉的晚上,从谷歌和维基,搜寻着关于书的版本信息,记几笔书皮子学问的笔记,同时在孔夫子网上确定书的估价,真乃“心心念念,说尽无凭,只是相思”。
温哥华的二手书店至少有三种层次,一是纯粹的旧书店,大的有几层地下室,存货极丰,居然有日本明治时期的旧书。小的兼营新书。二是咖啡吧兼书店。三是旧货店兼营旧书。后两类,虽然书不多,不能教人长久流连,但是更新极快,地盘好的店,每天进货充足,而且便宜,半买半送,通常一两元加币,即能得一大厚本。此缘于温哥华有十分便利而效率甚高的旧书回收系统,一般市民也早已养成习惯,将不用的书经常返回社会。但此类旧货店里的旧书,小钟往往先我一步,将有价值的好书“洗劫”一遍。
所谓有价值的好书,即一些名声较好的出版社出版的古典文学或史哲名著。特别是有注释的版本,通常很快即被买走。如荷马、莎士比亚、弥尔顿的经典集注本,或尼采的注释本。
将旧书当“准古董”来卖
然而前年在香港,重访旺角的旧书店,却发现田园、学津,值得流连的老书实在不多了。香港的旧书业已经溃败,不要说民国的书,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书,都找不到一二本。1994年我在香港访学时的淘旧书乐趣,早已不复存在。
有这样对照的经验,于是当我在台北,发现妙章书店这样的藏有大量民国版书籍的旧书店,心里着实惊艳一番。妙章书店在南昌路的一家小银行边,它的店面并不当街,奇怪地从街面的人行道,凹退进去数米,此一格局,好比一个避世复恋世的半隐者,欲拒还迎。因而不经意间,就会走过而错失了。依我的经验,妙章书店确实是台北旧书香仅存的堡垒,没有妙章,台北的旧书店可能就全军覆没,再也见不到民国三十八年前的书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台北并不是一个真正有二手书店的城市,与温哥华比,它差得太远了。
因而,妙章的书较贵,奇货可居呀。然而将旧书当“准古董”来卖,淘旧书的意味即荡然。我去几次,老板姓蔡,还有两个伙计,奇怪的是,他们都站着,几乎不动,宛如雕塑。书店里可以回旋转身的空间又小,天气又热,他们又站着看你选书,好像随时为你服务,因而看书的过程并不舒服。我想起温哥华的旧书店老板,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或专注地看书,头也不抬。我在Macleod’s Boods的地下室里,居然可以用手机或相机狂拍几个小时,都没有人管。那些老板或老板娘,以开店自娱自乐,完全不以盈利为目的,有一种旧时大户人家的有闲子女,守着深宅老院,岁月静好,从容打发日子的意味。
我在妙章看到徐中玉先生在1942年出版的《学术研究与国家建设》一小册,就忍不住对蔡老板说:“这是我们学校的教授,今年有一百岁了。”老板开价一千元新台币,其实也不算贵。我前几天去看徐先生,他刚从北京开作协会议回来,精神矍铄,对我说:“其实会议没有多少讨论,所有的问题,都是预先定好了的,只是去给大家通报一下。”今年正好是《学术研究与国家建设》出版七十周年,大半个世纪,学术知识人能给“国家建设”使得多少劲,老人的心里是清楚的。
蔡老板的书是二三十年前,专门到大陆来大规模收购的。所以有非常全套的旧期刊和民国版老书。妙章的书主要卖给日本人。日本人对台湾早期的出版品很有兴趣,日本人也是世界上最懂旧书的民族。所以,蔡老板完全是一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模样。
第二个主顾即台湾那些懂书的公私收藏家。蔡老板说不久前国家图书馆从这里整批购入了一个系列的正中书局1946年出版的全套通俗小说,计有两百多本。这套书我曾见过,小十六开,每本皆薄,字极密,有彩图的封面。大陆关于通俗文学的研究,一直被五四启蒙文学的主流压抑着,其实文学更有读者的,从古到今,无疑是这类作品。从阅读史的角度,还原文学历史的真相,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方面的研究目前正在形成新的格局,将来说不定会重新发展出文学史的另一种重要论述出来。有一次到苏州大学开学科发展的会议,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台北最值得去的旧书店
台北最值得去的旧书店,集中在重庆南路和台大附近。重庆南路是书店街,三民、学生、商务、中华等老牌书店的总店,都在这里,虽然不算旧书店,但前几年的旧书也蛮多的。台北口碑最好、甚至作为文化地标的旧书店,是旧香居。宋无名氏的“事与行云共远,罗衾旧香余暖”,有点故旧、有点香艳、有点温馨。旧香居有连锁的分店,我有一回去政治大学演讲,坐公交车回来途经一家旧香居,即不禁下车往回走一站来逛。然而结果却失望,杂书太多,冒充书香而已。有资格当得起“旧香”的书,并不太多。在晓海兄的博士生建邦的引领下,我们穿过师大夜市,找到了坐落在夜市尽头的旧香居的主店。书店的地势非常重要。这家书店的一大特色即关门较晚,延至晚上九时,人们可以在夜市吃好小吃,一番口福之后,浮花浪蕊之外,再于旧色旧香之中,认取芳心一点。台大、师大的学子们,好不开心!
我在旧香居购入的书有:黄以周辑解《子思子》、单晏一《庄子天下篇荟释》、王叔岷《史记斠证》以及清人汪孟鋗《龙井见闻录》(清光绪十年钱塘嘉惠堂丁氏刊本,台北广文书局本)等。我的购书三大原则是:大陆少见、未印以及电子版不易得的。
旧香居的另一特色是旧书分类严整,找书极易,每一本旧书,都极有尊严的样子,占着它该占的位置,“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善沽者也”。”不然,一本学术名著,溷于一堆畅销书或教辅书之间,好像被什么怪男女嬲着的书生,那种感觉,十分难受的。什么叫古色古香,其实皆是如此这般一种意味而已。据说,这家旧香居主人,现在换了他留学法国的女儿在经营,因而传统的茶香之外,又添了一点巴黎的咖啡香味。这就不同于诚品的太新、太洋派。
但是诚品书店,有一回我陪到台北开会的世骏兄去逛,发现竟有联经版何冠彪《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1997年版本,这说明它的存货还是很丰富的。
台大附近的旧书店非常多,尽管现在凋零多了,以前新生南路的光华商场下面,以及罗斯福路、温州路、汀州路,皆淘旧书的天堂。现在只有胡思、茉莉,以及书宝、古今、雅舍等几家而已,不过,大半天的时间也不够。因为仔细“淘”,老杂志、不时新添的旧货中,还是会有些闪光的东西。而唐山虽卖新书,但八折的联经版折扣,也还好,与台湾最大的网上购书博客来,是差不多的优惠,但所看即所得,比网上购书更有感觉。
台大购书之余,买刘家水煎包子或黑糖粉圆、香炸花茶、香炸洋葱圈等,极是享受。别忘了来一杯鲜榨胡柚,或柠檬,清甜入骨。连台大对门的肯德基,也卖烧饼了,而且是那种有丰富、香脆的黑芝麻、一咬一个脆,中间又有火腿和蔬菜的烧饼。我忘记说了,一般旧书,台北的价钱是原价的对折,目前新台币与人民币是一比五的比值,原价三百元的书,只要三十元人民币就可以买到,就大陆新书的涨价来看,还是不算贵的。花钱不多,享受的层次却很丰富细致,台北的旧书店就是这种意味。
牯岭街飘旧香

二十年前,台北最有名的旧书街是牯岭街,杨德昌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反抗威权时代的名作,但旧书满坑满谷的牯岭街不止是反抗的这一面,有很多文化的温情厚意。
但是今天只有零星的几家书店,不仅不见了血性反抗的少年,而且有点白头宫女闲话天宝当年的味道。譬如易林书局,过去常常书堆到人行道上来。现在我几次去,它都铁门深垂。人文书舍,在一条很窄的过道,曲折而臃肿,如风尘满面的老妇。而书香城的书倒是整齐,可惜旧书货源几乎枯竭。唯一有点奇怪的是,紧邻着书香城的一家完全没有名字的小书店,竟有着极为丰富的学术书。譬如台大、台师大、政治大学的文史教授们的非出版品的讲义、论文抽印本,数量甚多,索价亦合理。成系列的老书,如文史资料丛编之类,有好几种。老板是一个成天都醉醺醺的老头子,耳朵又背,香烟也不离手,搞得书堆东歪西倒的小书店里也常常烟雾弥漫。我在这烟雾之中,淘到一些经学著作,如叶青、张涤非和郑学稼的理论著作。关于经学,我的朋友陈鸿森教授曾说过:将来的经学,还是要靠大陆自己来研究。我问,这话怎么讲呢?他说他的老师陈盘庵先生,是因为有大陆的老师传给他学问,他自己的经学也是盘庵先生这一辈大陆过来的学者亲传的,你跟现代的人讲经学,会非常寂寞,非常孤独。所以,台湾的经学之盛,已经成为一个永远不复回返的世纪。这样看来,已经成为绝学的东西,更宝贵,更是要买他们的著作了。
至于叶青、张涤非(顺便提到,我居然买到了他的签名本)和郑学稼的理论著作,记得高华去世时,杨奎松说过,研究中共党史的人非常之少。因而,好的中共党史的研究作品,真的如同空谷足音。同样,好的国民党史研究的作品也不多,叶氏、张氏、郑氏,也并不是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好,而是研究这类民国思想的人,在大陆非常少,物以稀为贵。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现在有人提出来所谓“通三统”,究竟这三统通得了通不了,三民主义的理论,在我们这里也没有什么人真正研究。没有研究怎么知道它通得了通不了呢?所以,这些书虽然在这里有点过时了,但我以为在大陆,还是有重要价值的。中华民国的理论著作,仍有其立国之基的重要性。
说起“民国”,那个无名二手书店真是传奇,不仅是卖书,而且卖一些老蒋或小蒋签名的委任状,以及国民党将官的肩章之类的文物,价钱也不是很贵。这又使我想起在温哥华的一家旧书店里,看到有卖纳粹党卫队的红袖章和旗帜。
我在这个书店最离奇的遭遇,却是一厚册香港1977、1978年合订本的《新观察》创刊号的得而复失。当我从最高一层书架上抽出这一厚册时,心中暗喜,不动声色向老板杀价,老板睁着双醉眼,索价六百台币。我没有马上买下,铸下大错。等我一小时后挑好一堆书再算账时,发现那册《新观察》不见了,问老板,老板说:“不卖了。我自己看走眼了。”原来他酒醒之后,发现不对,赶紧将这本书藏在抽屉里了。“这是创刊号,偏左的杂志,台湾的禁书呀,网上一册都在一千元呢。”我没有办法,只好求他帮我复印其中一篇谈陈寅恪的文章,这是一篇未被人引用过的文章。我说我其实就是为了这篇文章才买这一厚册杂志的。他答应了,叫我下次去取复印件。可是当我下次去问他的时候,他又喝醉了,完全记不清我是谁,我只好与他笔谈,让他回忆一下,结果,他说这本书被人买走了。这个人恰巧就在书店的里面翻书,于是我去请求那个人能不能复印一份给我,那人是台师大汪中的学生,已经退休了,酷爱旧书,马上与我交流起有关民国通俗小说的几个问题。于是我留下了中央大学的地址,两天后他就寄来了复印件。
这篇文章名《岭南大学时期的陈寅恪教授》,作者叫符案峰,是以对话体,记录一位匿名的北美大学的汉学教授、曾在上世纪50年代初当过陈寅恪先生的助手的谈话。这位助手是岭南的周其勋、桂铬敬二教授介绍的;因为前面陈先生的助手因他脾气不好,都跑掉了。助手每天的工作是读报纸,念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英文版(前两年,参加复旦比较文学专业一博士生论文答辩会,题目即《毛姆与中国》,可惜那时还不知陈先生也喜欢这本书),然后笔录陈先生的口授文章。但陈先生口授居然是文言(这我没有想到),后来改为陈先生写在黑板上,然后由助手抄录。我们不知道的另一个细节是,为什么陈先生那么精熟古书,闭上眼睛都能指出书中材料在第几页,这近乎神话,因为,无论什么人,也不可能将书的页码与书的内容同时背下来,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但读了这篇对话,原来是这样的:如果是要《新唐书》的材料,陈先生先叫助手随意翻开《新唐书》任何一页,然后读一两句,这时,陈先生即已知道他要的材料在这一页的前面或后面的大致位置了。这表明陈先生胸中确有全幅的古籍,才能准确说出材料的所在。这样亲切细致的回忆在文章里还有不少。
可惜信封上只留下了:“牯岭街书友唐”几个字。至今我也不知这位书友的名字,只好在这里感谢一下了。书友都是天下有性情的人,这也算是我在牯岭街残存的旧书中觅到的一点旧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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