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者与盗火者:严复在福州

2019-10-23 10:28     阅览:923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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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变者:回首与重访》是资深媒体人、《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李礼的历史随笔集,聚焦于推动近代中国观念变化的这一批变革者,如徐继畲、张之洞、严复、谭嗣同、王韬、张謇、沈家本、梁启超等人。作者游走过去与当下,重访历史现场,以一本人物“游记”另眼观察中国近代史。本文为节选,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严复
  严家祖居距离福州中心城区只有十几公里,按图索骥却很难找到它。2017年的一天,几乎走遍附近几个村庄,我终于在跨过一座石板桥后,找到了简陋的“严复故居”。原来门牌地理信息显示这里是“盖山镇上岐村”,而非很多历史资料中的旧名“阳岐村”。和多数中国乡村相似,此间不复田园风光,村边河流已是滚滚黑水。上岐村曾为唐、宋时期古渡口,一度是福州往南的主驿道,从这里走水路过乌龙江,翻越五虎山,可达莆田和广东。
  这座祖居始建于明代,我去的那天门口正在装修,里面几户人家则忙着准备午饭,征得一位老者同意,我到室内转了一圈,但收获甚微。大杂院里堆满家具和随意摆放的杂物,很难读出多少历史信息。严复并不出生于此,但年少时曾在此读书,14周岁时在这座古老的祖屋完成第一次婚姻,迎娶同乡女儿王氏为妻。几百米外,一座严氏宗祠位于一个高坡之上,外来者首先被门柱上的一行字吸引:“几道传播西学第一人”。宗祠大门紧闭,却可以推门而入,里面空空荡荡,只有几处图文展览。不出意料,“严复”仍是当然的主角,他无疑是整个宗族和这个村庄的骄傲。
盖山镇上岐村的严氏宗祠

  1919年1月11日,回到故乡的严复迎来了自己65岁生日,村里人纷纷赶来看望这位返乡的大人物,他已经25年未归。闽剧戏班连演3天,以为助兴。目睹此情此景,不知严复是否会想起少年时代的痛苦往事。父亲严振先一次行医被霍乱病人传染,竟不幸去世,彼时严复结婚不足半年。突如其来的变故令家庭陷入困顿,妻、母不得不以缝纫勉强度日,14岁的严复还需面对村里无赖的欺辱。“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五更寡妇哭,闻者堕心肺。”1912年,严复如此回忆那段岁月。
  好在命运的转折并没有停止,新的机会随后从天而降。福州人沈葆桢接手福州船政大臣后,决定1866年为“求是堂艺局”组织首次招生考试。严复立刻投考,对几乎走投无路的他来说,提供吃住、每月发银4两无疑吸引力巨大。面对笔试作文题《大孝终身慕父母论》,遭受丧父之痛的严复下笔沉痛,真情流露。文章立即获得沈葆桢激赏,以第一名录取。一年之后“求是堂”更名船政学堂,严复成为第一届学生,不久他和一批表现优异的青年被选派出国,跨入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大门,意外背负起大清海军的希望。
  “三坊七巷”号称浓缩半部中国近代史,并非夸张。这里名人故居密集,位于郎官巷的严复故居却相对冷落。15块钱的门票挡住了多数人,面对一眼就能看到底的小院,人们更多选择门口留影,然后匆匆而去。距此不远的严复书院和严复翰墨馆存有不少文物,陈初越是这家民间机构负责人之一,他们以“严校长”命名的文创产品,为严肃的思想家增添不少活泼面貌。2017年11月,我来的时候翰墨馆正展出一批严复书法,不久展览将北上故宫继续举行。

位于三坊七巷的严复故居

  严复考进海军学堂那一年,福州人林则徐与世长辞。林则徐故居距郎官巷不远,那是福州最热闹的景点,并非仅仅因为免费,几乎每个游人都曾在教科书里遇到林的章节,他与虎门销烟的滚滚烟火,构成了中国惨遭帝国主义欺侮画卷的开端。中国从鸦片战争中败退下来,林则徐的形象却不断上升,从禁烟大臣到“民族英雄”,此后不断被重塑和加持。尽管在更小的历史研究领域,林的强硬做法饱受争议,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选择强硬立场还是灵活变通,大清帝国都很难阻止英国人的到来。
  福州被迫向西方人开放,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催生的首批条约港之一,各国领事馆纷至沓来,开始它们被安置于搭建在河流之上的破败小木房,1844年英国人李太郭甚至惊讶地发现,每天涨潮时屋子会被淹没两次。外国人进不了城,转而占据山海之间的制高点。一栋英国领事馆建于马尾造船厂旁一个山坡上,俯视着新生的中国海军在敲敲打打中慢慢成长。今天这座旧址早已人去楼空,山下的马尾造船厂却仍在运转,尽管不复远东最大造船机构之雄。
  “福建船政局建在昔日里的一片沼泽地填成的平地上,远远看去,就像一个英国制造业的村庄”,著名摄影师、英国人约翰·汤姆森如此描述。这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不过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万年清”号却从此诞生。因鸦片战争来华的前法国海军上尉日意格是马尾厂重要功臣,他在得到左宗棠和法国政府共同支持后,将厂址勘定于马尾中岐山下一片田地,并认真地为福州船政局操办机器进口。他的回报高达月薪1000两白银,清政府还毫不吝惜地把花翎、黄马褂、一等宝星赐予这位法国人。然而吊诡的是,就在日意格带走中国大笔酬劳不久,1884年法国舰队不期而至,并一举摧毁福州水师,战场就在马尾造船厂千米之外的江面。

福建水师旗舰“扬武”号

  大概只用了半个小时,“马江海战”便大局已定,这很大程度归因于法国人不宣而战的突袭,虽然他们从不承认。不过,这也是中国海军消极应对的苦果,他们对最终妥协抱有期待,避战之心一直悬至法国人开炮之前。此役10年之前,到访福州的英国海军军官寿尔已经敏锐地感到,军校里的中国海军精英明显缺乏战斗精神。“从智力来说,他们和西方的学生不相上下,不过在其他各方面则远不如后者。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这自然是由抚育的方式所造成的。上完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大体说来,在佛龛里待着,要比在海上做警戒工作更适合他们的脾胃。”不知英国人说的这群人里有没有严复,这是1874年,他已进入船政学堂,并把自己的名字从严宗光改为严复。
  一座立交桥把马尾造船厂与船政学堂旧址分割开,这所海军学校由前后两个学堂组成——“法语学堂”和“英语学堂”,旨在分别学习制造(法)和学习驾驶(英)。结果显示“后学堂”硕果丰富,走出更多不凡之才,如严复、邓世昌、林永升、叶祖珪和萨镇冰。历史旧址之上重修的几栋学堂楼相当崭新,却被一圈围墙包围。我骑着共享单车绕了一圈终于找到这片建筑的入口。不出意料,里面空空荡荡,除了两个保安几乎没有一个人。写着船政学堂文字介绍的几栋楼大门紧锁,几个巨大的标语耸立背后,向路人展示昔日的荣光:“一座学堂引领一个时代”。
  这句口号并非夸张,被称为“闽堂”的福州船政学堂堪称中国海军甚至近代军校开山之祖,西方军事技术和思想经由此地不断注入东南地区。严复和他的同学们,课表上除了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还有外语。1877年,他们当中的30人入选英法留学名单,其中英国12人,法国18人。福州船政局为此费力筹措了7.35万两白银。当年5月11日,严复一行跨过万里海域抵达英国朴次茅斯。85年前,马戛尔尼正是从这里出发前往中国,欧洲人对中国的想象那时还沉浸于生机盎然的东方情调。这种想象不久被马氏打碎,取而代之的是停滞的文明或“失败的国家”。实际上,这一切开始时可能只是因为英国人没准备好下跪,中国没准备好自由贸易。不过为商业目的而来的马戛尔尼却把这个国家看得很准:“在中国,皇帝的利益始终是头等重要的事,违反他的旨令,任何人的财产都是不安全的。”

船政学堂合影

  几年之后,严复和这批年轻军官从欧洲归国,带回新的强军希望,他们和装备不断升级的新舰队一起,将中国海军带入先进的近代时刻,至少在技术上如此。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毕业之后,严复官运不错,不久转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他的前途和北洋水师一样,看上去一片光明。然而,冉冉升起的希望没持续多久,就被不期而遇的日本人击得粉碎。1894年9月16日,日本舰队司令海军中将伊东祐亨指挥12艘军舰到达黄海大东沟,亚洲历史上最先进的两支海军就此爆发战斗,双方从中午激战至黄昏,5个小时后清军“致远”“经远”“超勇”“扬威”4舰沉没。更不幸的是,败退畏避的北洋舰队不久在威海卫遭受灭顶之灾,苦心经营的中国海军梦竟在皇太后60寿诞之年沉入海底。
  此役极大刺激严复,他没有想到福建水师全军覆灭的命运,会在装备精良的北洋舰队重演。覆巢之下无完卵,衰败的国运和耻辱注定无法绕开。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在马江海战纪念馆被展示得惊心动魄。这座纪念馆毗邻马尾造船厂,昭忠祠是其核心所在。一间空旷的大厅里,1884年、1894年阵亡者牌位并列于正中。建于1886年的昭忠祠1920年重修时福建籍甲午烈士被合入祭祀,因此成为中国罕见的两次海战共同纪念地。
  一片混凝土覆盖的巨大墓地坐落于室外马限山下,那里埋葬着1884年马江战役福建水师796名牺牲将士中的400人。马江战败后的几天,中国东南不少地区陷入“胜利”欢庆,令人兴奋的假消息四处传播。在温州,传教士苏慧廉获得的消息是中国军队全歼法国人于海上,结果却完全相反。这种想象中的胜利到了甲午战争竟再次上演。马江海战重挫中国,激发起更大的海军发展宏图。然而从甲申到甲午,10年之间一场惨败继以另一场惨败,向世人血淋淋地昭示一条历史经验:流过的血并非总能浇灌成功,失败和耻辱可以一次次重来。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及赫胥黎的原著

  当中国不得不向日本求和,郁闷的严复拿出更多时间研究西洋书。1885年第一次回乡考试到1893年,他四下科场,费力虽多,结果还是考不上。与严复年龄相仿的张謇,几乎在同一时期干着同样的事。他们的人生经历绝非巧合,直到那时,中国人的政治机会和地位仍主要由科考提供。与1894年得中恩科状元的张謇相比,严复的功名之路更加坎坷。直到1910年,4岁的末代皇帝颁旨赐其进士出身,才算了结他一桩心病。
  不过中日战争却让严复、张謇们意外偏离传统人生,转而寻找新的救国之道。着手破解西方富强密钥的严复首先从批判传统圣人下手,不知这是否与一连串的科场挫折有关。1897年3月,在一封长达21页的长信里,严复提醒梁启超“教不可保,也不必保”,不必跟着康有为大倡孔教。梁启超似乎颇受启发,回复直称天下知其爱其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批判古人、圣人之所以变成一个重要目标,并非严复多么讨厌儒学,而是他将其归为中国贫弱之因:圣人牢笼天下,致使中国民力千百年来日益衰退。
  严复宣称看懂了西方强大的原因,从器物、制度直至“哲学”,密钥正是人的力量。《天演论》序言出自吴汝纶之手,他对严译评价可谓一语中的:“赫胥黎氏起而尽变故说,以为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严复的判断不仅是“中国委天数”,“西人恃人力”(《论世变之亟》),更重要的是这种人力并非来自传统圣人,而是今人。所谓中西事理,“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虽然进化论的中国支持者声称这种基于“进化”的价值判断,与孔子人性发展的预言并不矛盾,但儒学家(如叶德辉)却从中敏锐地嗅到不祥信号。这并非小题大做,晚清儒家的衰败,不仅在于遭遇西方义理,中西合璧的诠释同样制造了很大麻烦。以《天演论》来说,它不可回避地挑战了儒家正典,后者主张人性本善,美好时代已在过去显示而非未来,它无需进化,更多需要的是感受和自省。
  1890年代的知识精英焦虑无比,为国家危机坐卧不安。翻译《天演论》正是克服危机的努力之一。“君”和“圣人”如果宣告失灵,引入更多力量参与国家振兴或能带来新的机会。“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1896年严复这样告诉梁启超。不过圣人之外的“人力”之所以被他关注,并非呼唤一种现代个人主义,尽管他对西方的洞察相当深邃,“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判断更是达到19世纪中国人罕见的高点。但严复认定“自由”的最大功用却是发挥集体力量,斯宾塞的个人主义在此被过滤。因此如果说《天演论》译者是自由主义者,那么他更像一个“新型自由主义者”,而非流行于17、18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后者更关心个人和如何限制王权。
  严复游学欧洲那几年,英国的思想氛围正发生变化,动摇传统自由主义的主角是格林,他的两部主要代表作《政治义务的原则》(1879—1880年)、《伦理学导论》(1883年)分别在1880年前后完成。试图将黑格尔哲学与传统自由主义联姻的新自由主义虽没有最终倒向国家主义,却赋予国家更积极的角色,使之成为道德和善的载体。因此有学者将格林时代的自由主义译为新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而把“二战”后再次复苏的哈耶克式“新古典自由主义”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李强语)。在格林们看来,“自我乃是社会的自我”,个人施展自由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更好贡献社会。“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百年已往”,目睹古典自由主义渐成明日黄花,严复心情复杂,却正中下怀。他嘴里说的“故所急者,乃国群之自由,非小己之自由”,简直和这股思想潮流说的是一个意思。
  “中国人的个体职责不是依附任何一套固定的普遍的价值理念或约定的信念,而应当把自己作为社会的一小部分来关注社会的生存、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严复最重要的海外研究者史华兹,将思考置于更大文化背景之下。上述情景多少源自传统文化惯性或偏好,多少来自历史阶段所限,很难说得清楚。不过用进化论来解释、强化国家主义则由此变得可能,甚至成为一种振振有词的时髦之举。1903年,湖南巡抚赵尔巽驳斥当地高等学堂学生搞自由民权,用的正是一种社会达尔文语气:“诸生亦知彼所谓民权自由之说,在当日为名言,在今日已为陈言乎?”这位巡抚声称西方社会已从“平权”进入强权时代,而强权时代中国正宜利用专制手段展开教化。
  那么对国家来说什么才是眼下最紧要之事?严复的回答是:民智、民力和民德,其中民智为首选。对此,他在《天演论》“乌托邦”一章用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谓善治如草木,而民智如土田。民智既开,则下令如流水之源,善政不期举而自举,且一举而莫能废。不然,则虽有善政,迁地弗良”。开启民智的重要手段除了翻译就是办报,这股历史潮流方兴未艾,严复迎头赶上,用“国闻”命名一张新报纸。这两个字,熟悉他的人之前曾在《天演论》序言里遇到:“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

本文节选自《求变者:回首与重访》,李礼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301页,58.00元。有删节,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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