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读书学习之法

2019-11-21 09:37     阅览:888    评论:0   
编辑:资讯编辑    原创作者:冯兵、杨书瑶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冯兵、杨书瑶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郭沫若,在文学、历史学、考古学、书法艺术等领域颇有建树。他一生与书结缘,形成独特的读书学习方法,留与后人参考借鉴。

  读书治学须不畏困苦

  郭沫若读书,常将书中内容熟读成诵,烂熟于心。据松枝茂夫回忆:“我在中国文学研究会时,曾拜请郭先生来做演讲。郭先生没用演讲稿,讲的是关于‘易’的内容。他熟练地在黑板上写出《左传》《礼记》中的句子。十三经的内容郭先生已经全部记住了。”世人公认郭沫若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他勤学苦读息息相关。他深知读书治学,非朝夕之就,大有有始无终、半途而废者;也有偷奸耍滑行旁门左道之人。读书本是辛苦之事,需坚持不畏困苦的精神。他曾写联自勉“读不在三更五鼓,功只怕一曝十寒”,也曾在留学日本时的家书中写道:“勤苦二字,相因而至,富思淫佚,饱思暖逸,势必所然,故不苦不勤,不能成业。”
  治学需搜罗一切材料尽可能使无遗憾。他曾告诫学生:“搞历史研究,除了懂得一些正确的方法之外,还要占有大量的资料。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是必须尽力进行的艰苦工作,丝毫不能偷巧。尽可能占有第一手资料,迫不得已时,批判地接受第二手资料。”为寻找一手资料,郭沫若在日本进行了艰苦搜索,他去各大图书馆借阅相关书籍,去书店立读暗记,辗转托人寻书。他说:“我要寻找第一手的资料,寻找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在现存的郭沫若致容庚的42封书信中,有28封书信明确提出借阅书籍或恳请代为录示、复制、购买拓片和书籍等要求。

  读书治学须不畏权威

  读书治学不能仅凭个人情感使然,专注于一家之言,而对其他观点疏于研究,浅尝辄止。郭沫若研究周秦之际的意识形态时需要对先秦诸子的著作认真研读,尽管他个人情感方面对韩非子之见憎恶万分,但并未使他将其弃之不顾,而是“翻来覆去,读了又读,读得烂熟”。《礼记·大学》有云“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郭沫若认为读书也应秉承这种态度,排除个人情感倾向,客观公正。
  读书治学不应拘泥于世人看法,重复前人话语,应当直探本源不受前人的约束。郭沫若之前,学界对先秦研究或是单纯训诂考释或是专门阐发义理,郭沫若却利用唯物史观研究诸子百家之言,得到许多新的发现。古代史分期问题上郭沫若也是另辟蹊径,以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占有理论区分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并加以翔实史料周密论证,确立“战国封建说”。郭沫若对甲骨文字和青铜铭文的研究曾被时人视为落后之物,他被斥责为“玩物丧志,成了隐士”。但其并未为此折服,而是贯彻了他的志向,这才有了后来的“郭鼎堂”。

  读书治学须涉猎广泛

  郭沫若博览群书,“胸藏万汇凭吞吐,笔有千钧任翕张”。他求学期间虽是从医却广泛涉猎文学、哲学、社会经济学等著作。郭沫若认为研究深邃之书“不精读便不能得其要领,不能体味‘雅言’的力量”。对创作而言,读书只需泛读以启发暗示。“书读太多是写不出自己的东西的。我读歌德诗的时候,也就是大致浏览开头几行,马上捕捉那一闪而过的灵感迅速写下来。”关于精读,郭沫若主张:第一,要用自己的能力去理解;第二,要用自己的能力去批评。“读深奥难懂的书,犹如过连峰簇拥的险途,但不要怕这些险峻的山峰,寻出路径,自己跋涉,循序渐进,坚忍耐劳,便可踏破险途达到目的地。”读书第一步就是要理解书,人在不同阶段对同一本书的理解都会不同,而理解书只有通过自己不断的熟读深思才能完成。
  读书第二步是在对原著理解已足时,不受前人约束,用自己的能力去批评。然而约束并非没有,批判也有限度。“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人读死书,可以把书读活。死人读活书,可以把人读死。”对书真正的消化吸收是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读过的书目,努力发现其中错误,敢于质疑挑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郭沫若少年时读《庄子》欣赏其“汪洋恣肆”的文风与“安贫乐道”的人格,五四时期再读《庄子》则发现其中蕴含的“泛神论”思想和真人哲学,后来采用唯物辩证法对庄子思想既有所肯定又有所否定,写成《庄子的批判》。这正是其“一通二否”读书法的成果。

  读书治学须学以致用

  学以致用是读书真正的价值追求。郭沫若曾为母校石室中学题联“爱祖国爱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学习,求真理求技艺愿增进文翁石室之光荣”。也曾为邹韬奋故居题联“韬略终须建新国;奋飞还得读良书”。郭沫若认为,多读书、读好书,学好理论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任中科大校长时,他坚决反对照搬苏联高等教育的做法,注重培养学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熟练的实验技能。强调读书是为更好地指导实践。学习文韬武略是要在现实中为国家的建设发展服务。
  郭沫若的一生是勤学苦读与实践爱国的一生。少年郭沫若把“科学技术”看得很重,热切读与此有关的书籍。为实现心中抱负,1914年远赴日本学习医学。家书中不止一次提及读书与报国的关系。“现在国家弱到如此地步,生为男子,何能使不学无术,无一筹以报国也”,“男幼受父母鞠养,长受国家培植,质虽鲁钝,终非干国栋家之器,要思习一技,长一艺,以期自糊口腹,并藉报效国家”。
  五四运动爆发后,郭沫若决定弃医从文,“想通过文学使中国起变化,想用诗歌唤醒雄狮,唤醒沉睡的中国民众”。流亡日本期间,他广搜材料,专心治学,写成开创中国唯物史观派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大量阅读史料书籍,创作《屈原》《棠棣之花》等历史剧,宣传抗战,鼓舞民心。新中国成立后的郭沫若,不因曾经的选择而“重文轻理”,既看重人文也重视科技,以一个诗人的热情呼唤“科学的春天”。郭沫若一生著述丰富,学识渊博,其遗留于世的文化遗产,足以夸耀当世,而他借以创造这份遗产的读书学习的经验,指出了一个伟大的学者和作家走向成就高峰所遵循的途径。(冯兵、杨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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