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在兹——古籍小组与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

2019-12-11 10:07     阅览:1722    评论:0   
编辑:资讯编辑    原创作者:杜羽    来源:光明日报   

  一部“二十四史”,浩浩几千年风云。一套点校本“二十四史”,洋洋二百余册。在初冬的北京展览馆,前来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的人们,不时在这套书前驻足,遥思写就了历史的古人,更致敬那些不忘本来的今人——因为他们的努力,70年来,3万多种古籍像“二十四史”这样,有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整理本。

  一辈接一辈地整理古籍,是中国人的传统,孔子做过,朱子做过。但科学、规范、有系统、成规模的古籍整理,是一项崭新的事业。

  新中国成立不久,一个后来被人们习惯称为“古籍小组”的机构应运而生。从点校本“二十四史”到《续修四库全书》,从《甲骨文合集》到《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从《古本戏曲丛刊》到《中华大藏经》,每部重要古籍图书整理出版的背后,都有古籍小组的身影。

  是文化传统

  一张四尺米色虎皮宣纸,在中华书局的档案室已经保存了60年。铺展开来,先是露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几个字,紧接着是近百人的签名,陈垣、章士钊、顾颉刚、叶圣陶、范文澜、魏建功……无不是名家、大家。

  这是1958年2月9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北京成立时的记录。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任组长,成员19人,叶圣陶、吴晗、陈垣、陈寅恪、罗常培、张元济、冯友兰等名列其中。小组下设的文、史、哲三个分组,又汇集了钱钟书、顾颉刚、侯外庐等一批响当当的专家。虽然如今这个小组已经更名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小组办公室也从中华书局调整到中宣部出版局,但“古籍小组”的简称一直保留了下来。

  “小组”小,但其学术阵容之强大,一时罕有伦比。当年2月22日的《光明日报》,有一则关于小组成立的消息,记录了齐燕铭的发言。他说,几年来,各方面对中国古籍的整理出版已经做出一些成绩,但也存在着出版重复、质量不高和与读者需要不符合的缺点。因此,亟须加强领导,根据党的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的政策,按照学术研究、教学工作以及社会读者的需要,制定比较长远的规划。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丰富的传世典籍。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仅守护着前代的典籍,而且不断地整理、积累、吸收、传承着这些典籍。我们不仅有像《论语》这样的经典,而且有大量诠释经典的文献,其中不少文献也已成为经典。”在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看来,古籍小组是中华民族文献整理传统在新中国的延续,“整理这么丰厚的文化遗产,需要通过编制国家规划统筹安排,只靠学术界、出版界的零敲碎打是不行的。”

  “小组”固小,但刚起步,就是大手笔。1960年发布的《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就将“二十四史”整理纳入其中,《全唐诗》《全宋词》《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一批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传统文化典籍都被列入整理规划。

  “古籍图书的出版周期长,出版难度大,对编辑的要求高,而市场需求相对较小。”凤凰出版社原社长姜小青认为,编制实施古籍规划,让古籍出版经费更有保障,也让古籍出版社能找准方向,理直气壮地去追求那些能够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

  六十年倏忽而逝,如今,程毅中、严佐之、张涌泉、刘跃进、廖可斌、杜泽逊、程章灿、刘玉才等知名学者进入了小组。小组成员几经更迭,规划却在一直持续着。2012年发布的《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已是第7个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从过去的《全唐诗》到现在的《全唐五代诗》,从过去的传世文献点校到现在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十四史知识分析系统》,规划反映着时代的发展,也引领着学术的方向。

  “古籍是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进入新时代,古籍小组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更为突显。统筹协调高校、科研院所、出版、文博等相关机构,整体推进古籍的保护、研究、出版与普及,古籍小组义不容辞。”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的心目中,古籍小组从来不只是某个部门或某个行业的“小组”,而是始终肩负着国家民族的重托。

  是时代需求

  几十年来,《古本戏曲丛刊》一直让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程毅中牵挂在心。

  1958年10月,当时的古籍小组成员、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不幸殉职,他主持的《古本戏曲丛刊》出版一度停滞。郑振铎原本计划用十集的体量编印一套古代戏曲作品总集,为戏曲研究提供基础史料。因为他的离世,书仅出到了第四集便无以为继。在齐燕铭、李一氓两任古籍小组组长的支持下,《古本戏曲丛刊》第九集、第五集分别于1964年、1986年出版,但此后再次停滞。

  “现在古籍出版,比上世纪80年代有利条件多了,有些困难不难克服。为了完成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为了纪念郑振铎先生,也为了纪念齐燕铭同志和李一氓同志,建议古籍小组能把《古本戏曲丛刊》的扫尾工作列入十年规划的重大项目。”2012年5月,程毅中把自己的建议写成文章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发表。

  不久之后,《古本戏曲丛刊》被列入《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再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承担起编纂任务,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承担起出版任务,这项郑振铎未竟的事业,终于后继有人,这些学术界翘首以盼的重要典籍,终于得以接续出版。

  不只是《古本戏曲丛刊》,每一次规划的每一个项目,都少不了学者、出版人的意见和建议。而小组办公室编辑的这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就是他们交流沟通的重要平台。在《简报》上,人民文学出版社介绍系统整理出版古代小说的设想,程千帆发表关于古书今译的“若干断想”;任继愈告诫“以往古籍整理成绩很大,今后古籍整理困难不少”;李学勤呼吁“加速整理出版出土古籍”……很多真知灼见,都体现在了古籍规划之中。

  “最近的几个古籍出版规划,列入了大批出土文献项目,既有新材料的刊布,又有《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敦煌文献合集》这样集大成的汇编,出土文献的研究、数字化也在规划中有充分而全面的展示,极大地推动了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出版。”规划对于出土文献研究的促进,让浙江大学教授、敦煌学家张涌泉感触颇深。

  “中国有20多万种传世古籍,又有层出不穷的出土文献,哪些最能体现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先整理什么,后整理什么,用什么方式整理?”徐俊说,参加编制规划的古籍小组成员,都是顶尖学者,他们对传统文化典籍的深刻了解,保证了规划的学术性,代表了时代的需求。

  是国家任务

  吟到“感时花溅泪”时,魏建功先生落泪了,同学们有些不明所以。

  那是1960年的初冬,身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主任的魏建功,来到32楼宿舍,把这个专业20多名大一学生召集到一起,拿出了一份油印的书目,上面是他为同学们开列的50种必读书。今天已是古籍小组副组长、北京大学教授的安平秋,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魏建功告诉他们,这些书要熟读,有些还要背诵。正是在示范背诵杜甫的《春望》时,年近花甲的魏建功声泪俱下。

  1959年初,古籍小组通过高等教育部建议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古典文献专业,培养古籍整理专门人才。同年9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始招生。安平秋是这个专业的第二届学生。

  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这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对这个整天埋在故纸堆里的专业并不十分理解,更无法完全理解魏建功那一代学者“国破山河在”的人生经验。但他们知道,设立古典文献专业,是一项国家任务。在1964年古籍小组与北京大学签订的一份合同中,明确写道“北京大学接受国家任务,在中国语言文学系设立古典文献专业”。

  古典文献专业,是北京大学的,也是国家的。课程设置也是国家级的,校内名教授冯友兰、游国恩、向达、王力、王重民、邓广铭,校外知名学者郭沫若、顾颉刚、俞平伯、柴德赓、吴晗、启功等纷纷前来授课。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古籍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金灿然不仅讲课,还为专业师生四处奔走搜集图书资料,为同学参与古籍整理实践提供支持。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入学的张忱石、沈锡麟、安平秋、许逸民、杨牧之、熊国祯,到七八十年代入学的葛兆光、黄爱萍、刘玉才、顾青、张志清、陈红彦,古典文献专业的毕业生在古籍保护、研究、整理、出版各领域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经过60年的发展,全国各高校已设立了5个古典文献专业、80多家古籍研究所,累计招收本科生、研究生万余人。

  古籍小组成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是1977级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学生。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他这样阐释这个专业的使命:“对于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来说,你必须把整理国故和再造文明结合起来,把精细的功夫和有意义的问题结合起来,把坚实的史料和宏大的视野结合起来,这才是真学问。”

  古籍,记录着历史,承载着文化,凝聚着先民智慧,寄托着民族情感。社会越发展,学术越进步,人们就越能感受到古典文献的万千气象,就越能体会魏建功他们那深植于古籍之中的家国情怀。有统计显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全国共出版古籍整理图书3万余种,其中90%出版于改革开放之后,30%出版于党的十八大之后。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古籍整理出版与国家社会的关系。

  不久前,新一届古籍小组组建完成。置身于前所未有的历史进程之中,新时代的古籍小组,再出发,力万钧。

  《光明日报》( 2019年12月11日 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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