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海外的《帝后礼佛图》

2020-06-24 12:17     阅览:3743    评论:0   
编辑:资讯编辑    原创作者:肖伊绯    来源:北京晚报   

  如果研究历史,欧美的工业革命史,就是对落后国家的血腥殖民史和掠夺史。欧美国家殖民和掠夺其他国家的最直接的罪证,就是博物馆里琳琅满目的异域文物,其中尤以大英博物馆为甚。于是,这波抗议浪潮中,也有人呼吁大英博物馆把文物归还各国。当然,这种呼吁早已有之,英国和美国的博物馆是不会理会的,否则,那些博物馆还不得被搬空了?

  中国文物流失到海外的数量巨大,有被抢掠的,有被盗卖的,令人扼腕叹息。笔者前段时间研究古代浮雕,对《帝后礼佛图》颇为关注。《帝后礼佛图》是龙门石窟宾阳中洞东壁上的浮雕,它创作于北魏年间,是中国古代浮雕的重要作品,后被盗卖至国外。现其中之《孝文皇帝礼佛图》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文昭皇后礼佛图》藏于美国堪萨斯市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巩县石窟1号窟之皇帝礼佛图


巩县石窟1号窟之皇后礼佛图



河南巩县石窟


  遗憾 珍贵浮雕收藏于美国博物馆

  记得去年“国庆七十周年”大庆之际,央视纪录频道播出了文献纪录片《人民英雄纪念碑》,该片为观众讲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从创想、设计、施工到最终落成的凝重历史,许多久已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就此展现了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纪录片中曾提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图案设计,借鉴与融汇了中国古代雕刻技艺的优良传统——此时片中画面穿插有一个镜头,摄录了一幅古代石刻浮雕作品,以示这一说法的渊源有自。

  虽然纪录片中没有明确指明镜头中这一作品的名称及所在地,不过稍微熟悉中国古代美术史的观众,对此都不会陌生。镜头中的作品名为《帝后礼佛图》,为北魏时期的浮雕作品,距今已有约1500年的悠久历史了。

  《帝后礼佛图》主要为表现北魏时期帝王对佛教的崇信并参与佛事活动的仪态,雕造于皇室捐资建造的佛教石窟之中。后世发现的《帝后礼佛图》,都分布在中原地区——河南洛阳,分别雕造于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与巩县石窟之中。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将都城从山西大同迁移到河南洛阳。随即在洛阳东南、伊水两岸的龙门山和香山的峭壁上开凿佛像与石窟。其中,分为南、北、中三洞的宾阳洞,即是北魏迁都之后由皇室建造的大型佛窟之一。中洞和南洞,乃是北魏宣武帝为其父母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祈福而特别营造的洞窟。

  宾阳洞原计划开凿三座石窟,但耗时20余年,动工80余万人次,仅完成了宾阳中洞。宾阳中洞约完工于孝明帝执政年间(515~527年),成为北魏迁都洛阳之后最具代表性的佛教洞窟,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极高的艺术价值。洞中前壁自上而下有四层精美的浮雕,《孝文皇帝礼佛图》位于其中第三层,而且与之对称的还有一幅《文昭皇后礼佛图》,刻画的则是皇后带领侍从列队礼佛的场景。两幅浮雕作品,合称为《帝后礼佛图》。

  《孝文皇帝礼佛图》浮雕表现的正是北魏孝文皇帝迁都洛阳以后,率领文武百官礼佛时的宏大场景。孝文帝头戴冕旒,手持熏炉,缓缓前行。他的左右和身后紧紧跟随着一批文武百官和侍者。浮雕上人物众多,列置密集,可是却显得错落有致,和谐统一。人物的神态也很生动,各自步随身动,皆是神采飞扬。且浮雕中人物的衣冠和仪仗,也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孝文帝当时有力推动汉化的服饰特征。

  整个《帝后礼佛图》构图严谨,气势恢宏,画面分别以孝文帝和文昭皇后为中心,形成南北相对应的礼佛行进队列。《帝后礼佛图》反映的是北魏宫廷的佛事活动,它生动地刻画出了皇家和贵族的雍容华贵以及在佛事活动中虔诚、肃穆的情境,造型准确,线条流畅,工艺精美,是当时最高等级和最高艺术水平的浮雕作品。

  与早于龙门石窟建造的云冈石窟的浮雕作品相比,《帝后礼佛图》已经开始摆脱古印度的犍陀罗风格,进一步加强了本土的文化色彩与艺术技法。作品更重视线条的勾勒与表达——人物之间的空间景象、人体的曲折起伏都用线条勾勒,特别是衣纹的处理,舒展流畅、疏密有致,更着力体现世俗人物的穿着实情,而非先前只是着力体现神佛菩萨的“天衣”之神秘空灵。

  应当说,《帝后礼佛图》这样的古代浮雕作品,很好地将自汉代画像砖石雕刻中的“减地浮雕”手法,与中国古代绘画的线描技法相结合,又融汇了来自古印度、古希腊等外来雕刻技法,形成了“古今同体”与“中西合璧”的新时期艺术样式。所以,无论从艺术史、宗教史的角度去考察,还是从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去估量,《帝后礼佛图》都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然而,遗憾的是,正是由于《帝后礼佛图》精湛的雕刻工艺与多重多元的珍贵价值,早在上个世纪初即为国外古董商及盗掠者所垂涎与觊觎,陆续遭遇盗凿,继而流失海外。当然,不仅是《帝后礼佛图》,龙门石窟中最为精美的佛造像也被盗凿、偷运到境外,使龙门石窟遍处伤痕,满眼都是缺失佛头、仅余佛身的佛像,其惨状令人触目惊心。

  据考,《帝后礼佛图》被盗卖于上世纪30年代初。美国人普爱伦就是那时来到中国的。1928年,普爱伦出任纽约博物馆的远东艺术部主任,成为一个以收集和盗窃中国古代文物为职业的“文物学家”。1930年,他从龙门石窟拍摄大量的照片之后,来到北京物色帮他盗凿《帝后礼佛图》的人选。当时北京琉璃厂最大的古玩铺是由岳彬开的“彬记”。普爱伦指名要岳彬负责“抓货”,他出资收购。经过讨价还价,普爱伦和岳彬达成协议,签订合同,五年为限期,四万元为价格,要岳彬将《帝后礼佛图》运到美国去。

  岳彬利用“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危急,中原动荡,全国各地学生游行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之际,将宾阳中洞的《帝后礼佛图》凿下来,再想办法运往美国。1952年,岳彬盗卖《帝后礼佛图》一事暴露,招致了无数爱国人士的愤慨,文化界多位名人将其上告,最终他以文物盗窃贩卖等行径被捕入狱,三年后,于狱中发病而亡。

  如今陈列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孝文皇帝礼佛图》,以及陈列于堪萨斯市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文昭皇后礼佛图》,就见证着这一段国宝的“痛史”。

  万幸 巩县石窟尚存三幅

  不幸中的万幸,除了龙门石窟中的《帝后礼佛图》之外,目前我国尚存完整的《帝后礼佛图》三幅,皆雕造于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原巩县)的石窟中。事实上,文献纪录片《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出现的那个镜头,所摄录的画面正是巩县石窟中的《帝后礼佛图》。

  巩县石窟,位于今巩义市东北大力山下伊洛河北岸,与云冈、龙门同为北魏皇家石窟。北魏宣武帝在此令工匠造窟刻佛,以后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宋各代相继开窟造像。据统计,石窟坐北向南,现存洞窟5个、千佛龛1个、摩崖造像3尊、摩崖像龛328个、碑刻题记186篇、佛像7743尊。

  巩县石窟的开造时间为北魏晚期,受地理条件限制(此处仅有一段可用于雕刻的山崖,其余均为黄土泥质地层),总体规模有限,仅有5个较为大型的洞窟。虽然仅就建造规模而言,巩县石窟较之云冈、龙门石窟,确不可同日而语,但“后出转精”之作,在这里却比比皆是,可谓琳琅满目,精彩纷呈。在统共5个石窟中,竟有3窟均刻有《帝后礼佛图》,且大体都保存完好,实在是弥足珍贵,令人叹为观止。

  巩县石窟编号第1、3、4号窟的窟门前壁内侧,均刻有《帝后礼佛图》,尤以第1号窟保存最为完整,图像最为精美。其中,第1号窟《帝后礼佛图》浮雕在南壁窟门东西(左右)两侧,各作3层,相向排列。东侧系以帝王为首的男供养人群像,其中主像13个,高约60厘米,侍从像约40余个,较主像矮小,高约40厘米,西侧系以皇后为首的女供养人群像,其中主像11个,侍从约30余个,皆略小于东侧人物。帝王头戴平天冠,右手持莲枝,左手置于侍者所捧香炉中,两侧侍者或为王者牵衣,或持扇、持装饰华丽的伞盖。其余男像皆戴高冠,各与身边持伞、扇之侍从形成一组。女像头戴莲花冠,各自都有持伞、扇的侍从。每层浮雕由于方向、服饰的一致而形成强烈的整体感,而上部空间由于斜向的羽扇、伞盖和飘动着的结带以及人物的参差错落而增加了画面的变化。整个行列表现了贵族上层人物的雍容华贵和虔诚肃穆的宗教感情。

  纵观第1号窟《帝后礼佛图》东侧浮雕,整幅图像以三排呈三级列置,构图方式上有别于龙门石窟,在有限的空间中更显宏大繁密之势。细观之下,不难发现,在这由上至下的三级构图之中,主要人物的排场及随从人数并不相同,体现着帝、王、君、臣的等级序列。这些等级对应的人物形象,其身体姿态也微妙地表现出尊贵、昂扬、谨慎、谦卑等各种仪态,雕刻工艺可谓精湛传神,所透露的历史信息也极为丰富。

  百年 《帝后礼佛图》的浩劫与新生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初,巩县石窟曾经与龙门石窟一道,都深受海外学者重视,前来实地考察与探访者络绎不绝。譬如,法国汉学家沙畹就曾于1907年先后造访了龙门与巩县石窟,随后于1909年到1915年间在巴黎持续整理并陆续出版《北中国考古图录》,书中率先发表了相关图文资料数十幅。

  《北中国考古图录》中,有6幅《帝后礼佛图》照片源自龙门石窟,而另外的4幅,则来自巩县石窟。这批距今已110余年的老照片,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拍摄的《帝后礼佛图》原始图像。

  自沙畹公布这批图像之后,《帝后礼佛图》逐渐进入国际汉学界视野。1910年,美国收藏家、实业家弗利尔(1854-1919),首度造访龙门与巩县石窟,拍摄了宾阳中洞与巩县第3、4号窟中的《帝后礼佛图》(生前未发表)。1914年2月间,法国考古学家、诗人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循着沙畹的考察成果,再度造访龙门石窟,现存7张谢氏所摄龙门照片,均摄于宾阳中洞。出于对《帝后礼佛图》的浓厚兴趣,这些照片以分段、局部、全景的方式,多次拍摄了《帝后礼佛图》。

  值得一提的是,或因拍摄效果不佳,或因有其他方面的考虑,谢阁兰所摄《帝后礼佛图》,并未向外界公布。即便1923年在法国出版的《中华考古图志》中,谢阁兰也未将这些照片纳入书中。直至近年法国国家图书馆公布了珍藏馆中的谢阁兰考古相册,后世读者方才得见“真容”,也方才得知谢氏也曾经短暂考察过龙门石窟,且还专门拍摄过宾阳中洞的《帝后礼佛图》。

  继沙畹、弗利尔、谢阁兰之后,至上个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关野贞,瑞典学者喜仁龙(1879-1966,又译喜龙仁)等纷至沓来,都曾先后造访龙门与巩县石窟,在《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刻》等专著中各自发表了相关图文资料。可以说,上个世纪初短短一二十年间,《帝后礼佛图》的国际知名度与日俱增,渐成举世瞩目的世界艺术瑰宝。

  值得注意的是,曾于上个世纪20年代先后五次访华考察的常盘大定,继法国汉学家沙畹之后,成为公开发布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的第二位国际学者,也成为率先考察与研究《帝后礼佛图》的亚洲学者第一人。1925年在日本出版的相关书籍中,就辑有常盘大定等人亲临实地所拍摄的《帝后礼佛图》照片。

  尤其特别的是,这一组照片,其中有两张与先前欧美诸学者所摄照片不同,它们并不是纯粹的集中摄录《帝后礼佛图》图像本身,而是十分清晰地摄录了两幅浮雕石刻图在宾阳中洞的原始位置,这是在此之前拍摄的其他照片都不曾具备的独特之处。

  原来,《帝后礼佛图》所在石窟的原始位置,处于窟口内壁下端,且画面还略微跨越内侧壁,形成了一个横向带转折的“L”空间布局。这样隐蔽的位置布局,观者非得进入洞窟之后,再转身朝向窟口,目光下视约呈45度角,方才会注意到此图。如果仅在窟口观瞻窟中造像而不步入窟中,或者步入窟中仅观瞻正壁及左右侧壁雕刻细节,而于转身回返之际没有精细观察,是不容易看到此图的。

  如今,为保护文物计,文物部门在宾阳中洞外设护栏,已无法步入石窟,一般游客虽通过介绍知晓此窟曾雕造有至关重要的《帝后礼佛图》,可从窟口处往里探视,是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楚此图原置于何处的。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组两张清晰展现了《帝后礼佛图》原始位置的照片,为早就对此图虎视眈眈、垂涎欲滴的各路古董商无形中提供了“盗宝线路图”。这一组照片公开发表之后,不过几年时间,龙门石窟中的《帝后礼佛图》,即招致了被盗凿并流落海外的悲惨命运。1938年,常盘大定等人编著的《中国佛教史迹》扩编为《中国文化史迹》,这一组照片仍然在列。殊不知,此时的《帝后礼佛图》,早已在盗凿的斧锥之下荡然无存,正在古董商的仓库里待价而沽,或是已然被装进了车船之中,颠沛流离于异国他乡。

  与龙门石窟相比,巩县所处地理位置相对偏僻,洛河又常常将此处石窟淹没并常年淤积泥土,此处的三幅《帝后礼佛图》也因此得以逃脱被盗厄运。即便如此,巩县石窟中的其他石刻造像被盗也较严重,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整龛造像被盗凿的情形,也令人触目惊心。因旧中国内忧外患的形势所限,政府当局及各部门机构对巩县石窟的保护措施也极其有限,盗凿情况始终无法有效扼制。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尤其以梁思成等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史学者)对巩县石窟的重视程度,也随着国外学者考察成果的逐渐披露而日益加强。

  1936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社员刘敦桢、陈明达等人实地考察巩县石窟,后来在刘氏所著《河南古建筑调查笔记》留下了相关记录,这也是中国学者首次考察与初步研究巩县石窟。陈明达日后又陆续撰发《巩县石窟寺的雕凿年代及特点》《巩县石窟寺雕刻的风格及技巧》《北魏晚期的重要石窟艺术》等石窟专论,这些论文内容都涉及到巩县石窟,研究推进的时间跨度先后近30年(延续至上个世纪60年代),足见其重视程度。可惜的是,因抗战爆发,这些研究成果并未及时得到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关注,对巩县石窟的保护与研究工作也就此停滞不前,再无进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学者对巩县石窟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更为重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前述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图案创作团队,在创作八幅历史人物繁多、历史意义重大的新时期浮雕作品时,可能曾研究与借鉴了《帝后礼佛图》的雕刻技法。到了1962年,文物出版社印制了《巩县石窟寺》图录,封面图案正是那早已享誉中外的《帝后礼佛图》。

  1982年,国务院公布巩县石窟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措施与研究力度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如今,步入巩县石窟,最为精美完整的第1号窟《帝后礼佛图》,已经装置镜框加以整体保护,游人尽可以在精心呵护“国宝”的前提下,几乎“零距离”地与这一“国宝”亲密接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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